巴哈伊教是什么样的宗教?在国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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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信仰在北京:历史回顾与现状考察

十千 按:本文宣读于2015年“首届北京宗教研究高端论坛:北京的多元宗教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修改稿发表于王潇楠、陈进国主编:《北京宗教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摘要:巴哈伊信仰的发展态势及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也引起了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巴哈伊信仰传入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民国时期曾有过较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交流日益密切,大陆出现了新一代中国巴哈伊,他们正致力于通过灵性品质的培养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本文紧扣“巴哈伊信仰与北京”这一主题,依据历史资料与个人考察,首先追溯了巴哈伊信仰在北京的传播历史与近期发展,然后考察了北京巴哈伊的宗教生活及其社区建设活动,最后回顾了巴哈伊学术研究和话语构建行动。

关键词:巴哈伊信仰,北京,宗教生活,社区建设,学术活动

巴哈伊信仰(亦称巴哈伊教)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波斯(今伊朗),创始人为巴哈欧拉(Bahá’lláh, 1817—1892),其先驱为巴孛(The Báb,大陆译作巴布)。该教以“上帝独一、宗教同一、人类一体”[3]为基本教旨,倡导独立探求真理、男女平等、摒弃偏见、普及教育、服从政府、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科学与宗教和谐发展等原则。创立不久,该教便突破了自身脱胎其中的社会和宗教环境,传入周边非伊斯兰地区和团体。19世纪末,该教开始向欧美传播,20世纪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得到迅速发展,受到广泛认可,从而跻身世界宗教之列。据《大英百科全书·2010宗教年鉴》统计,巴哈伊信仰现在拥有信徒700余万,遍布世界221个国家和地区,就全球分布范围而言仅次于基督宗教。[4]

巴哈伊信仰的发展态势及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教义,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1)》将巴哈伊信仰描述为“未来的宗教”。[5]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原主任吴云贵先生认为:“客观公正地研究和介绍巴哈伊教,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一份责任。”[6]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巴哈伊的研究,除了注重其历史、思想和教义之外,也开始考察巴哈伊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行动,其中巴哈伊社区建设尤受重视。不过,这些新近的研究大都以海外或澳门巴哈伊社区为对象,而较少关注中国大陆巴哈伊的宗教生活和社会服务行动。本文紧扣“巴哈伊信仰与北京”这一主题,依据历史资料与个人考察,主要从历史发展、宗教生活、社区建设、学术探讨几方面展开相关讨论。

一、在北京的早期发展

巴哈伊信仰最早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862年。是年,巴孛的一位表亲哈志•米尔札•穆罕默德-阿里(Hájí Mírzá Muhammad-‘Alí)来上海经商并居住了六年之久;他后来移居香港,直到1897年去世。在华期间,他常将茶叶、瓷器、银器等商品寄送“圣地”,而巴哈欧拉在信中也多次提及收到这些物品的情况。他还奉献了三幅在中国制作的金银相框,用来安放巴哈欧拉和巴孛的遗像。[7]在他之后,还有几位波斯巴哈伊在19世纪下半叶到访过香港、西藏、新疆等地。甚至阿博都-巴哈[8]也一度打算“只身一人,不带任何行李”前往中国喀什地区,并为此申请了护照;可惜因身受监禁而最终未能成行。[9]在20世纪头20年,巴哈伊信仰在中国有了初步传播,20年代在北京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其核心人物是玛莎·鲁特女士和曹云祥先生。1、早期传播巴哈伊信仰与北京的首次间接联系,或者说巴哈伊教与儒教的首次交集,很可能发生于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首届“世界宗教大会”(World's Parliament ofReligions)。那是东西方各宗教和灵性传统代表的首次正式聚会。在那次会议上,清政府驻美参赞彭光誉(Pung Kwang Yu,1844—?)以儒教代表身份做了关于“孔子之教”(Confucianism)的发言。[10]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来自叙利亚的George A. Ford牧师在发言中提到了“不久前”在阿卡去世的“波斯圣人”巴哈欧拉,简要介绍了其“人类皆兄弟”(all men as brothers)的教义,并以巴哈欧拉“基督般的”(so Christ-like)话语结束发言。[11]当然,彭参赞一行有没有留心有关巴哈欧拉的发言,有没有和Ford牧师进行交流,我们没有确证。

巴哈伊信仰在中国得到真正发展,应该始于1910年代。当时,不仅来华的外国巴哈伊有所增多,而且也出现了中国籍巴哈伊,报刊上的相关介绍也多了起来。1910年,两位美国巴哈伊到访上海,见了一位“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的”波斯巴哈伊——这位波斯巴哈伊很可能就是1902年在上海组建了一家进出口分公司的两位巴哈伊之一。[12] 1914年,侯赛因·乌斯库伊(Husayn Usku’i)首次来华,后携家眷在上海长期居住,对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巴哈伊社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3]从现有英文资料来看,第一位成为巴哈伊的中国公民应该是Chen Hai An先生;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于1916年接受巴哈伊信仰,并于同年底返回上海。[14]1917年,已有11名成员的上海巴哈伊团体以“本会”名义印发了一份中文宣传单,内容包括“十二项巴哈伊原则”以及阿博都-巴哈对欧战的分析,并附有阿博都-巴哈的照片——这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份巴哈伊中文出版物。[15]

在此之前,中国报刊上已有对巴哈伊信仰的介绍,例如1915年5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卷第5号)上有两篇评介文章,一是杜亚泉的“波海会”(署名高劳),一是李佳白(Gilbert Reid)的演说词“论波海会之精神与作用”。[16]李佳白是美国传教士,长期生活在中国,致力于推动宗教对话,并筹划在民国初年在上海召开世界宗教大会。他的这些活动据说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支持。[17]阿博都-巴哈在1914年给李佳白发来一封回信——这很可能是阿博都-巴哈写给中国境内人士的第一封信,对李的“高尚”工作赞誉有加。李佳白在一次演讲中宣读了来信,并将其发表于《上海时报》(The Shanghai Times)。[18]

关于1910年代巴哈伊信仰在北京的发展情况,相关历史资料非常匮乏。笔者找到的唯一资料,乃是阿博都-巴哈1919年写给一位名叫Chen Ting Mo的中国信徒的一封信。这位Chen先生也是在美留学期间成为巴哈伊的,于1919年“带了许多巴哈伊书籍”回到上海,积极投身于传播信仰的活动。[19]阿博都-巴哈在信中希望陈先生努力“巩固在北京成立的灵理会以及你在上海成立的灵理会”,并请陈先生转达他对“两位新近皈依者”深深的爱和亲切的问候。[20]从这封信的内容推断,1919年北京应该已经有了巴哈伊社团,并且成立了地方组织“灵理会”。不过,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需更多的史料来佐证或补充。[21]2、玛莎·鲁特的传导活动玛莎·鲁特(Martha Root,1872-1939)是巴哈伊历史上的“英雄”和“圣徒”,是“首屈一指的圣辅”。[22]她是一名美国记者,曾数次周游世界,向各个阶层的人们宣讲巴哈伊理念和原则,并因向多位国家元首和公众人物介绍巴哈伊信仰而著名。[23]玛莎·鲁特一直渴望前来中国,曾将阿博都-巴哈下面这段有关中国的“语录”印制了八千份,寄送给世界各地的巴哈伊朋友,希望有更多的人响应阿博都-巴哈的号召前往中国:[24]

……中国具有最大的潜能。中国人的心灵最纯朴,最爱追求真理。向中国人传导,自己先要具备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经书,了解他们的习俗,从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交谈。传导者必须时刻惦记中国人的精神福祉,不得有任何私念。在中国,一个人可以传导很多人,可以培养出具有神圣品格的崇高人士,而他们可以成为照亮人类世界的明灯。我真切地说,中国人不爱任何形式的欺诈和伪善,他们为崇高理想所激励。可惜身体状况不容许,不然我会亲自去中国。中国是未来的国家……[25]

正是在这段话的激励和指导下,玛莎·鲁特于1923年4月底由日本来到中国,并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半年之久。在此期间,她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工作谋生,先后做过旅馆经理、家庭教师和报社记者。后来,她在北京世界语学校担任助教;该校有学生通过她和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有过书信往来。[26]工作之余,玛莎·鲁特积极接触各界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宣传自己的信仰。她还在报纸上发表相关文章,在燕京大学女子学院等单位进行演讲,拜访了北京最大清真寺的大阿訇以及包括黎元洪总统的顾问在内的社会名流。[27]应玛莎之邀,还有一位杰出的巴哈伊传导者艾达·芬奇夫人从日本来到北京,和玛莎·鲁特一起去工作,直到1923年8月19日离开中国前往东京。1923年10月,另一位杰出的巴哈伊传导者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女士(Agnes Alexandra)也由日本来到北京,和玛莎·鲁特一起工作了两个多月。在北京期间,阿格尼丝联系上了一些她原来在日本结识的中国朋友和留学生。其中有几位是北平女子师范学校(Peiping Women's TeachersCollege)的教师,她们邀请玛莎和阿格尼丝到她们学校做演讲。另有一位K. Tsing军官,他曾在日本阿格尼丝的家里听说过巴哈伊信仰。他邀请玛莎和阿格尼丝到他担任校长的一家飞行培训学校演讲,并亲自担任翻译。还有一位S. J. Paul Pao先生,他当时正在北京担任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在三年前的1920年,他在访日期间从阿格尼丝那里了解过巴哈伊信仰。在Pao先生的安排下,玛莎和阿格尼丝在冯玉祥将军的军官子弟学校作了演讲,并给了每个学生一份中文巴哈伊宣传册。玛莎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还认识了一位中学教师P. W. Chen先生。Chen先生最初是通过阅读Pao先生从日本带来的书籍而获悉巴哈伊信仰的,并应Pao先生的要求将一些巴哈伊资料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上海一家报纸上。[28] Chen先生积极协助玛莎和阿格尼丝的传导活动,安排她俩去一个很大的聚会演讲巴哈伊信仰。1923年11月4日,在Pao先生的协助下,玛莎和阿格尼丝在北京组织了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巴哈伊灵宴会,共有包括Pao先生、Chen先生在内的七位朋友参加。通过Chen先生的介绍,玛莎和阿格尼丝还认识了一位Deng Chieh-Ming先生。Deng先生深受巴哈伊教义的吸引,想法设法向玛莎和阿格尼丝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信仰。[29]Deng先生还表示想在北京创办一所巴哈伊学院(Bahá'í University);在短短数月之内,他似乎已经将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因为玛莎·鲁特在1924年5月离开香港之前,已经获知他创立了这样一所巴哈伊学校的消息。据说这所学校除了教授常规课程之外,每天还有用世界语所作的讲座。“学校里弥漫着一种宽容的精神,学校的根基就是人类[通过]宗教[走向]团结。”[30]1923年11月25日,玛莎·鲁特和阿格尼丝·亚历山大离开北京,依次访问了天津、济南、曲阜等城市,然后经徐州、南京和苏州到达上海,一路散发“9号”宣传册《巴海的天启》,还不时应邀进行演讲。到达上海以后,阿格尼丝于12月底乘船返回日本,玛莎则在上海待了两个多月,应邀在儒学会、通神学会和世界语协会等社团演讲,同时为《上海时报》等报刊撰写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文章,还一度深入内陆到南京、武昌和杭州等地宣讲巴哈伊教义。1924年4月初,玛莎到达香港,在那里又开始了繁忙的演讲、拜访和新闻写作。她在香港见到了来华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泰戈尔专门问了她一个问题:巴哈伊信仰在中国传播得怎么样啊?[31]我们不知道玛莎的具体回答,但我们可以推测她很有可能会提及数月前经由她而接受了巴哈伊信仰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先生(详见后述),因为泰戈尔不日就要应清华国学院梁启超等社会名流的邀请北上,且将在清华学校发表演讲并接受曹云祥的宴请。[32]在港期间,玛莎·鲁特还抽空访问了广州,“携带美国必智市长及该国工商部长介绍函”,并经另一位杰出的中国巴哈伊廖崇真的引见安排,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向其介绍了巴哈伊信仰有关“世界和平”的教义,“大元帅极为嘉许,畅谈至一小时之久,始握手约再会而别云”。[33]

1924年5月,玛莎·鲁特离开香港前往澳洲,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访华旅程。在华期间,她通过演讲和写作,将巴哈欧拉的讯息带给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她的坚定信念,高尚人格和无私精神,感染了许多与之交往的中国人,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玛莎后来又于1930年和1937年短暂访问过中国。

3、曹云祥与巴哈伊信仰玛莎·鲁特在北京的传导活动所产生的最有影响的成果,就是将巴哈伊信仰传给了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曹云祥(1881-1937),浙江嘉兴人,191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4年获哈佛工商学院MBA学位,为中国第一位MBA获得者。 1914年开始外交工作,先后在驻外公使馆及外交部任职。1922—1928年出任清华学校校长,任内大力推动改革,设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将清华升办为完全大学。[34]曹云祥可能早在留学期间就已接触过巴哈伊信仰,但无确证。从现有资料来看,他应该是在1923年秋通过玛莎•鲁特的介绍而认同巴哈伊信仰的。[35]阿格尼丝生动地描写了那次“历史性”见面:

一天,玛莎去清华学校拜访曹云祥校长及其夫人。曹氏夫妇非常亲切地接待了玛莎。玛莎此行就是为了给他们介绍巴哈伊信仰,而他们公正不偏地聆听了玛莎的讲述。……从那时起,曹博士不论在作文还是演讲中,都将自己与巴哈伊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36]

后来,曹云祥通过玛莎邀请阿格尼丝在清华礼堂给全体学生做过一次演讲,随后又安排了一次座谈,以便感兴趣的学生跟阿格尼丝和玛莎进行单独交流。据说共有四位学生参加了这次“极富启发性”的座谈,其中一个是穆斯林,一个是基督徒。[37]的确,从那以后,曹云祥便与巴哈伊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曹云祥的传记作者蔡德贵先生认为,曹云祥在清华的讲话和工作都体现了诸多巴哈伊原则。[38]在社会上,曹云祥也在多个场合提及并推崇巴哈伊信仰。大约在1925年,在一个“基督教徒的自由集会中”,曹云祥做了题为“文化之统一与宗教之大同”的演讲,“引大同教之十二大原则,以作结论”,而“听众对于这十二大原则,莫不齐声赞同。”[39]曹云祥的这篇演讲稿,后来翻译成英文,以“The Unity ofCivilization”为题发表在《巴哈伊年刊》(1925-1926)第一卷上。[40]在20年代,曹云祥尚未开始巴哈伊经典的翻译,但是对此已有关注。他读过由一位名叫H. C Waung的中国留日学生应阿格尼丝的要求翻译的《巴哈的天启》,对其翻译质量很是赞赏。[41]此外,他也关注着巴哈伊信仰在中国其它地方的发展。例如,他了解玛莎·鲁特和孙中山1924年的会面,并在后来自己有关巴哈伊的著述中有过介绍:

大同教义流行世界各国,引起东西通儒硕士及宗教家的特别注意。此教提倡世界和平,统一宗教,正符历代人类切盼的愿望。再此教的发源于神圣,而又切近于人情,便于实施,所以大家都愿信奉真理,而为人类服务。即孙中山、陈铭枢诸先生,也都赞美深信的。[42]

1928年,曹云祥卸任清华校长后,从北平移居上海,担任中国银行顾问,并参加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工商管理协会等组织的领导工作,同时跟上海的巴哈伊乌斯库伊一家聚会频繁,积极从事巴哈伊活动。1930年秋,他在上海见到再次访华的玛莎·鲁特,主动提出愿意翻译巴哈伊著作。[43]从1930年10月开始正式翻译,到1933年10月完成最后一本译著,曹云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前后翻译了四部巴哈伊著作:《新时代之大同教》(1932)、《亚卜图博爱之箴言》(1932)、《笃信之道》(1933)、《已答之问题》(1933)。为了配合头两本译著的推广,他还撰写并出版了三本小册子:《大同教的贡献》(一、二)(1932)和《大同教之在中国》(1932)。曹云祥从事巴哈伊翻译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三年,但是翻译成绩非常显著,其译著服务华人信徒达半个世纪之久,对于巴哈伊信仰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在他的译著中,曹云祥将巴哈伊信仰的中译名确定为“大同教”,而该名一直使用到1992年。[44]曹云祥1937年意外去世之后,守基·阿芬第专门发来一份唁电:“惊闻曹博士去世不胜哀悼其杰出服务不会被遗忘向亲友表达慰问我会为他祈祷”。[45]

曹云祥本是信仰基督教的。他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其父曹子实是基督教卫理公会牧师,也是东吴大学的奠基者之一。曹云祥从小接受的是基督教教育,在圣约翰书院也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在耶鲁留学期间,他和同学一道发起组织了留美中国基督徒学生会。在英国从事外交活动期间,他受聘为大英外国圣经会社名誉会员。1922年,他参加了在清华举办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并代表外交总长颜惠庆致辞。卸任清华校长之后,他还担任过上海基督教青年会(YMCA)会长。[46]可以说,曹云祥终其一生,都与基督教相伴而行;他后来转信巴哈伊教,不过似乎并没有放弃基督教的活动。曹云祥容身两个信仰之间,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曹云祥认为:“无论任何宗教,只要它宣传一切宗教的中心理论是一致的,信仰一种宗教并非同时不可信仰其他宗教,或攻击和敌视别种宗教,如果能做到那几步,它就会受中国人的欢迎。”[47]而根据巴哈伊教义,各宗教的核心教义一致,一个真正的巴哈伊信徒也必然承认基督的真理。曹云祥同时从事基督教和巴哈伊信仰的活动,并请一位基督教牧师为他的第一本巴哈伊译著作序,这些都表明他对“宗教同一”原则的笃信与践行。曹云祥曾这样描述巴哈伊教(时称大同教)与他教的关系:“大同教承认各宗教的根本真理是一致的,虽有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其原来的宗旨是没有不同的。所以大同教的信徒不唯不仇视其他的宗教,而且极欲研究各教的教义,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而冶各教于—炉。”[48]由此来看,称曹云祥在信仰上发生了“突变”,[49]也许不如形容为“升华”来得恰当。从现有资料来看,上世纪20年代之后,巴哈伊信仰在北京似乎没有多少发展,而在上海和广州则有进一步的发展。上海早已建立了巴哈伊组织,其核心人物乌斯库伊一家一直在那里。广州的发展,主要与廖崇真有关。廖崇真(1898—1971),广东番禺人,美国康内尔大学农学硕士,民国时期的农林专家和政府官员。他立志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福祉,一方面推动中国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广东蚕丝业的改良,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两部专著;一方面努力将他在美留学期间接受的巴哈伊信仰介绍到中国来,以期满足中国人的灵性需求。他在1924年安排玛莎·鲁特同孙中山会面并协助其在广州演讲。从30年代初开始,他便开始与圣护守基·阿芬第通信,并根据圣护的建议集中精力翻译巴哈伊经典。

可以说,20世纪20、30年代是巴哈伊信仰在华发展的“黄金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干扰。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国巴哈伊纷纷离开了中国,巴哈伊信仰在大陆基本上销声匿迹,但在港澳台持续传播。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密切,巴哈伊信仰重新传入大陆。进入90年代后,中国籍巴哈伊逐渐多了起来。[50]同时,中国政府机构与巴哈伊组织开始有了官方性质的交往,学术界也开始研究巴哈伊信仰。这样,原来不大为人所知的巴哈伊信仰慢慢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公众所了解。1、传播途径与别的宗教不同,巴哈伊信仰没有任何形式的神职人员,而且不容许劝诱改宗行为。那么巴哈伊信仰在当代中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蔡德贵先生在其专著《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2001年初版)中总结了中国人了解巴哈伊信仰的四条主要途径:各种中文出版物、外籍教师的传教活动、中外交流活动、留学人员的传播。[51]十余年来,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又有了新的进展,其主要传播途径也可以概括为四条。一是通过各种中外交流活动。这应该是九十年代中国人接触巴哈伊信仰的主要途径。许多中国人最初了解到巴哈伊信仰,要么是在出国旅游、出差、访问或留学期间,要么是在跟国内的外籍巴哈伊的交往过程中。一位北京的巴哈伊女士告诉笔者,她第一次听到“巴哈伊”这个词,是在90年代在澳洲旅游期间。当时她坐车路过一座漂亮的建筑,一问才知道是巴哈伊澳洲灵曦堂。这个故事印证了这一说法:一座灵曦堂就是一位无言的导师。改革开放以来,来华旅居的外国籍巴哈伊逐渐增多,他们大都与巴哈伊教澳门总会有一定的联系。据后者统计,目前在大陆的外籍巴哈伊大约700人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生活在北京。根据笔者的观察,上世纪90年代甚至本世纪头几年成为巴哈伊的中国人当中,许多人都与外籍巴哈伊有过交往,或者至少借助了“英语”这个媒介。正因如此,当笔者在2009年第一次遇到一个完全不懂英语、与外国籍巴哈伊没有多少交往的中国巴哈伊时,便忍不住刨根问底地“盘问”了一番。当然,随着中国籍巴哈伊的增多和日趋活跃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外交流已不再是当今中国人了解巴哈伊信仰的主要渠道了。二是通过各种社会交际活动。巴哈伊信仰没有职业传教士,但是每个信徒都乐于和别人分享自己信仰的原则和教导。在跟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的交往中,巴哈伊会尝试用一些受巴哈伊理念启发的视角去看待家庭、生活、社会,这些看法有时候会引起别人的兴趣,进而引发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探讨。虽然巴哈伊信仰鼓励独立探求真理,但是一个人在关注到巴哈伊信仰之前可能需要一些契机。巴哈伊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谦和、友善、真诚、纯洁等品质以及乐于助人的服务精神,无疑会引起他人对巴哈伊信仰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哈伊信徒就是巴哈伊信仰的名片。笔者在考察中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在北京一位巴哈伊朋友的家里,小孩跑过来找妈妈,妈妈自然而然地蹲下来以平视的姿势跟孩子说话。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来访的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原来也听说过巴哈伊信仰,但是一直没有放在心上。自那以后,她开始认真了解巴哈伊信仰,想弄明白究竟是怎样的教义让父母以如此自然而尊重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小孩。[52]此外,在各种研讨会上,一些有关巴哈伊信仰的发言,也会引发参会者的探究兴趣。不仅如此,在以网络为先导的信息时代,各种基于新媒体的社交媒介大大拓展了个人交往的空间。许多巴哈伊朋友常常在自己的博客、微博、QQ空间、微信圈分享巴哈伊信仰的原则和教义。有一位北京的巴哈伊朋友,她“六年”如一日地先后使用短信、飞信和微信向朋友“推送”巴哈伊经典的选段,据说往往能够引起共鸣和讨论。三是通过各种出版物和电视媒体。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宗教词典》(1983)、《中国大百科全书》(1987)以及一些有关宗教的书籍,都对巴哈伊教有所介绍。进入90年代以来,专门讨论或提及巴哈伊信仰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53]一批研究巴哈伊信仰的专著相继出版;[54]巴哈伊经典和外国巴哈伊学者的著作也有一些翻译成中文出版;[55]每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也会有巴哈伊出版社提供的中英书籍参展。就传统媒体而言,报刊上有关巴哈伊建筑、历史和文化的文章时有出现;[56]进入本世纪初以来,CCTV1、CCTV9等中央媒体以及东方卫视、凤凰卫视等地方媒体都对巴哈伊信仰进行了报道。[57]这些出版物和媒体报道给中国人了解巴哈伊信仰提供了便利。笔者采访过一位来自安徽、现住北京的“老巴哈伊”,他在1994年通过阅读《哲学译丛》上一篇俄国学者的文章,[58]其中介绍了一个名为“巴哈主义”的新宗教。他立刻感到这个信仰正是他“潜意识中所追求的能够统一世界的宗教”,于是给上大学的儿子做了介绍。经过进一步了解和探索之后,父子俩一起接受了巴哈伊信仰。

四是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网络已经日益成为中国民众了解信息的重要窗口。网上不仅有海量的信息,而且浏览、查询起来极为便利。除了“巴哈伊信仰(http://www.bahai.cn)”、“巴哈伊朋友(http://www.chinabahaifriends.com)”、“澳门巴哈伊团体(http://macaubahai.org)”等专门网站外,轻轻百度一下“巴哈伊”,就可搜到30万条相关结果。一些中国网民正是通过这个渠道了解到巴哈伊信仰,并且走上探索信仰之路。例如,大约五年前,北京一位年轻人陷入创业的困局,失意之余开始寻找信仰的支撑。他在网上偶然发现了巴哈伊教,经过独立探寻之后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在新信仰的帮助下走出了人生的低谷。他的故事不仅展示了网络这一奇妙发明的巨大效能,而且很好地诠释了巴哈伊信仰所倡导的独立探寻真理的原则。应笔者的请求,这位年轻人将自己的“信仰之路”写了下来。在此不妨摘引两小段:

拜互联网的福,我可以坐在电脑前轻松的接触到各种宗教哲学知识。……我并不怀疑某个宗教,而是弄不懂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我彷徨不前。……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巴哈伊教”这几个字,当它最初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以为是众多小宗教中的一个分支,匆匆一瞥就把网页关了。几天之后我依然没有找到我那个问题的答案,然后就想起那些小宗教来了……百度“巴哈伊”之后[,]当看到说“上帝唯一,宗教同源”时我激动了……上帝只有一个,释迦摩尼、耶稣、穆罕默德都是人类的先知,不同时期上帝会派遣不同的先知来教育人类,而人类最终会成为一体。就这样,巴哈伊的这一句话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户,继续了解后发现我先前的一些想法与其教义不谋而合,人类一家、宗教同源、消除偏见、男女平等、独立探求真理、宗教和科学并行不悖,条条教义直戳我的内心。

2、官方交往随着巴哈伊信仰在大陆重新传播开来,中国政府有关机构与境外巴哈伊组织也开始了交往。1993年,应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邀请,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先后拜访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并举行座谈。这是中国官方机构与巴哈伊机构的首次正式交往。[59]1995年秋,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巴哈伊国际社团“妇女发展署”主任鲍尔(Mary Power)女士率团参会,并以联合国“全球非政府组织协调委员会”(Global NGO FacilitatingCommittee)成员的身份,协调组织了在怀柔举行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NGO Forum on Women)。[60]共有3万多名妇女参加了此次论坛,其中包括大约400位来自50多个国家的巴哈伊。[61]论坛期间,巴哈伊国际社团组织了“女性的全球安全观”工作坊等多项活动。[62]笔者通过采访个别当年的参会者获知,巴哈伊与会者还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会务工作,为论坛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进入21世纪,随着中共中央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并强调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63]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交流与合作显著增长,形式也更趋多样。2005年,同样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邀请,巴哈伊教澳门、香港总会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拜访了有关政府机构以及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与代表团座谈时,充分肯定了巴哈伊信仰所倡导的人类一家及团结和谐的理念,并表示愿意与巴哈伊教展开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64]2006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巴哈伊教澳门总会在澳门共同举办了“构建和谐社会——探讨宗教的作用”研讨会。除了各自派高级别代表团参会外,两家主办单位还邀请大陆宗教学者和澳门其它宗教组织代表与会。此次研讨会是中国政府机构与巴哈伊教组织的首次正式合作,因此具有特殊意义。研讨会的发言稿和论文辑录成《宗教与和谐社会》一书于次年出版。2009年,在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巴哈伊教澳门总会再次合作,举办了“共建和谐:科学、宗教与发展”论坛,共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教界、政界和学界的近两百名人士参会,主题发言和提交的论文达六十多篇,涵盖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和巴哈伊教。[65]这两届研讨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推动了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巴哈伊教澳门总会的交流与合作。

除了与巴哈伊教澳门、香港总会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和互动之外,[66]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巴哈伊的国际团体也有过接触。根据笔者的统计,见诸报道的交流活动有:2005年2月,时任局长叶小文先生率领中国宗教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埃及和以色列,其间参访了巴哈伊教的圣地海法和阿卡;[67]2011年4月,蒋坚永副局长会见了来访的世界正义院委员法尔扎姆•阿巴卜(Farzam Arbab)博士一行,双方就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巴哈伊教今后的交往前景交换了意见;[68]2015年6月,蒋坚永副局长一行访问埃及、以色列和土耳其,其间访问了巴哈伊国际社团[69]海法办公室,并与其负责人进行了座谈。[70]3、信徒概况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巴哈伊信仰在中国渐渐传播开来,而中国籍巴哈伊也慢慢多了起来。但是,中国具体有多少巴哈伊,或者说北京具体有多少巴哈伊,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中国,如何界定巴哈伊身份是比较困难的。按照巴哈伊的理解,巴哈欧拉的教导是给全人类的,人人都可以自由探索巴哈伊信仰的实质及其目的。只要一个人认同巴哈欧拉的教义,并且愿意将其作为改善个人生活和建设美好社会的指引,那么他或她不需要经过任何仪式或者正式手续就可以成为一名巴哈伊。正因如此,除非一个人自己表明是一名巴哈伊,否则中国的巴哈伊一般都不会问他是不是巴哈伊。当然,在有巴哈伊教务管理机构的国家和和地区,会有一个简单的巴哈伊登记程序,有的还会发一个信徒证。不过在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巴哈伊教务管理机构和有组织的社团,所以也没有正式的登记程序,也就无法确切得知中国巴哈伊的数量。去年,香港《凤凰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的巴哈伊信徒们》,其中援引澳门巴哈伊社团2009年应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请求所做的一个估算,称中国大陆大概有两万名左右巴哈伊。文章同时指出,“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巴哈伊信徒的数量恐怕远在此之上”。[71]除了信徒数量,有关北京巴哈伊的其它方面,笔者同样无法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只能根据个人观察进行印象式的描述。就年龄而言,北京巴哈伊以30-5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为主。就性别而言,单从参加活动的情况来看,女性似乎远远多于男性。笔者做过一个实验,看自己一分钟内能够想出几个北京的女性巴哈伊和男性巴哈伊,结果女性一下子想起了一二十个,而男性翻来覆去只想起了三四个。就教育水平而言,大多北京的巴哈伊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不过近年来也有少数外来务工人员和家政服务人员接受了巴哈伊信仰。就来源而言,大部分北京巴哈伊是在本地成为巴哈伊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其他城市或国外成为巴哈伊后而来到北京的。

三、北京巴哈伊的宗教生活写下这个标题,笔者反而愣住了,因为“宗教生活”对应着“世俗生活”,但是这种两分法在巴哈伊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根据巴哈伊的宗教观,宗教的本质是崇拜上帝,而崇拜上帝除了单纯的敬神行为,也包括践行教义和服务人类。守基·阿芬第说:“敬神行为如果不融入并转化为无私和充满活力的对人类的服务中,它便无法给予崇拜者本人以持久的满足与益处,更不用说对全人类了。”[72]关注自身的灵性成长和推动社会的转变,这是巴哈伊的双重人生目的。不过,为了便于学术讨论,笔者还是从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简要探讨一下北京巴哈伊的日常“宗教”生活,然后考察一下他们的在教义启发下所进行的社区建设活动。1、个人层面:提升灵性在个人层面上,北京巴哈伊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通过祈祷、读经、冥想和斋戒来与上帝建立联系,提升自己的灵性修养。祈祷。与其他宗教一样,巴哈伊信仰非常重视祈祷,认为祈祷就是与上帝交谈,乃是人的精神食粮。巴哈伊经常独自或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祈祷,有时为了自己的灵性进步,有时为了亲朋的安康,有时为了同胞的福祉,有时则纯粹为了感念上帝。在与北京巴哈伊的交流中,笔者经常听到这样一种理解:祈祷者不应一味祈求上帝满足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而应祈求上帝给予最合适自己的回应,因为人有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巴哈伊的祈祷没有任何固定的仪式,所用祷文一般选自《巴哈伊祷文》。《巴哈伊祷文》收录了三位核心人物启示的大量祷文,分为保佑祷文、儿童祷文、医治祷文、婚姻祷文、旅行祷文、传导祷文、聚会祷文等各种类别,可以满足各种场合和各种需求。对巴哈伊而言,有一类祷文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必诵祷文”。必诵祷文共有短、中、长三篇,均为巴哈欧拉所写。信徒每日必须选择一篇诵读,称为“义务祈祷”,这是巴哈伊信仰的一条重要律法。[73]读经。除了每日祈祷,巴哈伊还须早晚阅读圣作,这是巴哈伊信仰的另一条重要律法。巴哈欧拉说:“每日拂晓和黄昏,你们都要诵读上帝的经文。无论谁不诵读,都是对上帝的圣约不忠。”所谓“上帝的经文”,主要指巴哈欧拉和巴孛所启示的著述。同时,巴哈欧拉也强调,读经重在质量而非数量,因为以欣喜之情诵读一句经文,也要胜过无精打采地读完所有圣书。巴哈欧拉一再告诫信徒,不可因为多读经文而骄傲;读经是为了让灵魂亲近上帝,所以一定要讲究方法,以免导致倦怠无趣,给灵魂增加负担。[74]诵读经文不仅会提升自己的灵性,还会感染他人的心灵。巴哈欧拉说:“凡独处室内,诵读上帝启示之经文者,其口吐话语之芳香,定被全能者的众天使扩散四方,使每位正直者的心灵激荡。”[75]根据笔者的采访,北京的巴哈伊都认同早晚读经对灵性进步的重要性;大部分信徒都能做到晚上读经,不过有的信徒坦言坚持清晨读经尚有一定困难。

冥想。巴哈伊信仰也提倡冥想或默思。冥想就是与自己的心灵交流,就是“排除一切杂念,全神贯注,物我两忘”。在这样一种主观意念的活动中,人能发现自在之物的秘密,增强自己的灵性感悟。“通过默思,为人不知的事理昭然若揭;通过默思,人接受神的启发;通过默思,人接受神圣精神的食粮。”[76]不过,巴哈伊的冥想没有固定仪式。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北京巴哈伊经常将冥想与祈祷、读经、反省、诵圣名等其他修行活动结合起来。比如,在祈祷之前和之后,他们通常会有一段静默时间,以便将心思集中于上帝或默思说过的祷文。读经之后,如果时间允许,他们也会默思一会所读经文的含义及其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此外,巴哈伊信仰还有一项规定,就是信徒每日须在净手净脸之后念诵至大圣名“阿拉乌阿卜哈”(Alláh-u-Abhá)九十五遍,而这种念诵本身也可视为一种冥想活动。斋戒。斋戒是巴哈伊的一条重要律法。巴哈伊历将一年分为19个月,每月19天,最后一月为斋月。[77]在斋月,巴哈伊会在日出和日落之间禁绝饮食。根据巴哈伊教义,斋戒的动力应该源自对上帝爱以及遵从上帝诫命的渴望。巴哈欧拉说:“诚然,上帝的宗教好比苍穹,斋戒乃其日,义务祈祷乃其月。”[78]这一律法旨在“防止人们注视一切被上帝禁止的事物,克制自己对饮食的欲望,以及对任何不属于上帝之事物的追求”。换言之,这身体上的斋戒乃是灵性斋戒的一个征象,“能涤除灵魂中一切私欲,使人获得灵性素质,”[79]因此可称为“治疗私心与欲望之疾的灵丹妙药”[80]。我采访过度许多北京巴哈伊朋友每年都会斋戒,而且很乐意跟人分享斋戒的收获。2、社会层面:践行教义巴哈伊信仰强调先知后行,知识合一。巴哈欧拉在《亚格达斯经》中开宗明义,指出承认显圣(先知)和践行教义是信徒的两项“孪生”责任。[81]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个人生活和人际交往中践行教义,乃是巴哈伊“宗教生活”的应有之义。巴哈伊信仰有很多涉及信徒生活的原则和教规,例如消除偏见、探求真理、保持洁净、诚信为上、男女平等、教育子女、服从政府以及禁止诽议、乞讨、饮酒、吸毒、赌博、偷盗、奸淫、纵火、谋杀、虐待动物等等。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只能挑选数条北京巴哈伊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视并经常讨论的教义略加讨论。诚实是基础。诚实是一切宗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但是在巴哈伊信仰中,诚实被明确为“美德之基础”,从而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强调和重视。阿博都-巴哈指出,“诚实是一切人性美德的基础”,而“若无诚实,任何灵魂都不可能在上帝诸世界里取得进步和成功。”[82]诚实意味着不撒谎吗?善意的谎言要得吗?有没有可能对自己撒谎?撒谎者本人会遭受什么损失?撒谎的后果仅限于这个世界吗?这些都是每位巴哈伊在接受信仰之初就反复思考和讨论的问题;而力争在各方面都做一个诚实的人是每个巴哈伊的追求。不诽议他人。人类团结是巴哈伊信仰孜孜追求的目标;而要帮助实现人类的团结,巴哈伊团体自身首先得实现团结。因此,巴哈伊教义指出,信徒之间的“不和”会对信仰造成“最大”的伤害。[83]而导致“不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诽议,也就是背后说人坏话。巴哈欧拉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了这种行为:“诽议会扑灭心灵的光辉,扼杀灵魂的生命。”“存在之子啊!你怎么可以对己讳疾忌医,对人吹毛求疵?如此行为,受我严斥。”同时,巴哈欧拉还谆谆教诲信徒如何避免诽议:“不说邪恶,便不会有人对你说邪恶;不夸大别人的错误,你自己的错误也不会被夸大。”[84]根据这些教义,想法设法避免诽议成了北京巴哈伊的一个共识。笔者在采访中听到了这样一个“段子”:有一位巴哈伊在跟人谈话的过程中,有时会频繁地去洗手间;后来朋友才发现,原来那是他避免卷入诽议的绝招。要服从政府。忠诚于政府是巴哈伊的一条重要教义。巴哈欧拉明确指出,巴哈之民无论住在哪个国家,“都必须服从、效忠和信任所在国的政府”。[85]也就是说,巴哈伊不能从事任何伤害社会的活动,更不得参加任何颠覆或不忠于政府的活动。一个巴哈伊若是不忠于政府,便是不忠于他的宗教。阿博都-巴哈对此再三强调:“我们一定要服从并祝福各国政府,并把对公正国王的不忠视为对上帝本身的不忠,把对政府居心不良视为对圣道的忤逆。”[86]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甘受四十年牢狱之苦,便是服从当地政府的典范。在日常生活中,北京巴哈伊非常重视合法守法的问题,会避免参与对抗政府的各种活动。与此相关的是,巴哈伊不得参与任何党派政治活动,这是巴哈伊必须遵守的另一项原则。工作即崇拜。根据巴哈伊教义,人人都须自食其力,而以服务的精神所从事的工作则被“提升到崇拜唯一真神的高度”。[87]换言之,工作也是提升个人灵性的“法门”,崇拜的概念由此大为拓展。对此,阿博都-巴哈解释道:

在巴哈伊信仰看来,艺术、科学和所有手工艺都(应该被看作)是祈祷。一个人若竭尽所能,精心尽责地造出信纸,他就是在赞美上帝。扼要地讲,出于至善动机和服务他人的意愿而尽心尽力做出的所有努力和作为都是崇拜。何谓崇拜?那就是为人类服务,满足人民的需要。服务就是祈祷。一个医生不怀偏见,相信人类团结,和蔼细致地治病救人,那么他就是在赞美上帝。[88]

综上所言,当一个人接受巴哈伊信仰后,将在个人层面(人神关系)和社会层面(人际关系)两个维度发生转变。一方面,他通过祈祷、读经、冥想等途径来提升个人的灵性,以求更加亲近上帝;另一方面,他会尽量按照巴哈伊的原则来指导个人生活和人际交往,以求通过现实生活的磨砺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来培养自己的灵性品质。3、社区建设活动前面提到,提升自身的灵性和推动社会的转变,这是巴哈伊的双重人生目的。守基·阿芬第解释说:“我们不能将人心和我们周围环境分割开来,然后说只要其中一方得到改造,一切都会有所改善。人与世界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其内在生活塑造了环境,而本身又深受环境的影响。”[89]因此,除了通过灵修活动和践行教义来提升灵性修养和个人生活,巴哈伊信徒还积极投身社会服务和社区建设。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先生认为:“在各种宗教与可持续社区关系研究中,巴哈伊信仰的可持续社区理念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巴哈伊[信仰]作为一种新兴宗教,也代表着一种新型社区实验模式,其社区建设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有着许多成功的社会实践。”[90]在社区建设方面,北京巴哈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已经开展了学习小组、儿童班、少年组、祈祷会和十九日灵性聚会等着眼于社区建设的活动。

学习小组。巴哈伊国际社团基于其全球实践经验而开发了“儒禧课程”。该课程现有七册比较成熟的教材:第一册《点亮心灯》主要探讨人的本质和生活的意义;第二册《挺身服务》培养学习者就宗教原则与社会发展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和交谈的能力;第三册《启迪童心》帮助学习者掌握培养儿童(5至11岁)道德品格的知识和能力;第四册《显圣双璧》重点探讨宗教信仰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五册《激扬朝华》帮助学习者掌握协助少年(12-15岁)了解自己和社会并进而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第六册《传扬圣道》学习如何有系统地与他人分享和探讨巴哈伊信仰;第七册《携程共勉》的主题是如何辅导学习小组及陪伴他人成长。参加儒禧课程既是一个学习和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培养人力资源、拓展服务领域的过程。学完第一册的参与者可以组织自己的祈祷会,学完第二册的可以进行家庭拜访,学完第三册的可以教授儿童班,学完第五册的可以带领少年组,学完全部七册的可以组织自己的学习小组。目前,儒禧课程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800多种语言或方言,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不过,教材学习本身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因为儒禧课程的宗旨乃是发起一个融学习、反思、对话和实践为一体的全球性的话语构建活动,以推动个人和社会的转变。“儒禧课程”以学习小组的形式进行,由一位有经验的人担当辅导员,引导和协助组员进行学习和讨论。这是一个平等互动的分享过程,学习的责任落在每一个参与者身上。学习材料虽然主要源于巴哈伊经典,但是讨论的话题多基于生活和服务层面。学习小组向所有感兴趣的人开放,既不要求参与者是巴哈伊信徒,也不期望参与者成为一名信徒,不过希望他们能参与一些社区建设活动。学习小组一般每周学习一次,学习地点在辅导员或某位组员家中,或者在某一环境适宜的私人场所。学习小组的这种平等、开放、包容的氛围以及注重行动、强调服务的学习模式,吸引了一些中国人的参加。就北京而言,参加者来自各个行业和各个阶层,既有公司高管,也有职场新手;既有别墅的主人,也有家政人员;既有退休老人,也有在校大学生;等等。有些参与者由于各种原因,会减缓或终止自己的学习,但是仍会以各自的方式参与社区服务;另一些参与者则会完成数册乃至全部七册的学习,并会组织自己的祈祷会、儿童班、少年组甚至学习小组。儿童班。儿童班是巴哈伊团体专为培养儿童品德而开设的一项教育活动,旨在夯实儿童的道德基础,培养儿童的灵性品质。巴哈伊儿童班目前开发了三级课程,在北京地区开设较多的初级课程,每课都会聚焦一个“美德”,主要通过背圣言、讲故事、唱歌曲、游戏和表演以及填色或绘画等活动来进行。儿童班向社区所有5-11岁的儿童开放,不过首先需要征得孩子父母的同意。志愿开设儿童班的老师至少完成儒禧课程一到三册的教材学习。儿童班通常是在老师或者其中一位小朋友的家里进行,活动通常为一周一次。根据笔者的观察,巴哈伊儿童班并不同于一般的美德课程,因为它将品德的培养植根于灵性的土壤。少年组。所谓“少年组”,就是几个12-15岁的少年组成一个小团队,在一位“激励者”的带领下一起学习巴哈伊“少年赋能课程”。该课程的目的不是向少年传授巴哈伊信仰,而是营造一种相互支持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培养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参与社区建设的能力。激励者的角色是倾听小组成员的心声,通过提问启发少年思考、观察并发现他们的才能和兴趣,陪伴他们学习和开展活动,并鼓励他们释放自己的潜能并为社区的改善而服务。小组成员通常每周聚会学习一次,学习内容涉及语言能力、自身发展和社会问题等方面;此外,小组还会另外商定时间进行社区服务活动或组织文娱活动。祈祷会。祈祷会通常由某个巴哈伊信徒自发组织,一般在组织者的家里进行。祈祷会没有固定的形式,一般是几个人聚在一起,阅读圣作和祈祷冥思,通常还会伴以音乐。所用祷文和阅读材料一般选自巴哈伊圣作,但是也可来自其他宗教经典——尤其是在有来自其他宗教背景的朋友的时候。祈祷会一般一周一次,或者根据参与者的实际情况而定。祈祷会对社区所有人开放,不论有无宗教信仰,也不论来自何种宗教背景。按照巴哈伊的理解,祈祷会并非一种宗教仪式,而是培养社区虔敬生活的一种途径,其目的在于培育崇拜上帝的崇高情感,启迪和激发参与者的灵性感悟,为个人参与社区建设创造灵性的氛围。十九日灵性聚会。大约从2008年开始,北京的巴哈伊率先尝试一项新的社区建设活动——“十九日灵性聚会”。这种聚会的发起人是一位学完儒禧课程七册教材的巴哈伊,而参加者主要是住在附近的、与发起人一起学习儒禧课程(至少完成第一册《点亮心灯》)并有兴趣参与社区建设的中国人,且聚会人数不超过20人。十九日灵性聚会没有固定的章式,不过一般会包括祈祷、磋商和联谊三个部分。聚会中讨论最多的是提升灵性和开展服务活动,联谊环节通常伴有艺术、音乐、游戏或茶点等。北京巴哈伊十九日灵性聚会的产生,既有教义的启发,也有现实的需要。巴哈欧拉要求信徒不论住在哪里,都应在每个巴哈伊月举行一次聚会;[91]并要求信徒事事磋商。阿博都-巴哈称这种聚会旨在培育友谊和友爱、念记上帝以及鼓励仁行善举。就现实层面来看,随着服务类型的增加和从事这些服务的个体的增多,北京巴哈伊需要这样一个旨在分享和反思服务经验、磋商和陪伴的空间。从长远来看,十九日灵性聚会旨在提升参与者的理解和能力,以便能够按照新的理念、原则和视野参与社会对话和社会行动。根据笔者的观察,“十九日灵性聚会”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定期聚会,可视为巴哈伊教义跟中国文化环境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巴哈伊并不把它当作一种宗教仪式,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在小而活跃的社区环境中磋商服务的平台,一种以培育友爱、团结、陪伴和服务精神为依归的空间。其次,聚会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聚会本身,同时着眼于聚会之外的服务生活。在聚会上,参与者一方面回顾和反思过去19天的服务活动,一方面磋商和计划未来的服务活动。这种以分享、陪伴、磋商和服务为基调的定期聚会,涵盖了上述学习小组、儿童班、少年组、祈祷会等服务活动,将致力于推动灵性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个人及其家庭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既是地理意义上更是灵性意义上的、不断发展的开放式“社区”。笔者在北京采访过几个这样的“社区”,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两个相对成熟的社区:MDY社区主要由住在北京一高档小区及其附近的一些朋友组成,其十九日灵性聚会活动始于2008年底,为北京最早开展此一活动的社区之一。该社区每月大约有两次由成员自发组织的祈祷会;目前共有六个学习小组——其中一个以阿姨为主,一个儿童班和一个少年组。这个少年组是刚刚组建的,其核心成员在之前六年一直参加儿童班的学习,上个月刚刚举行了他们的儿童班“毕业典礼”。MQY社区处于城乡结合带,覆盖三个相邻村庄以及村边的别墅区,其开展十九日灵性聚会活动已有三年。这个社区应该是北京最早出现阿姨学习小组的社区,也是最早有阿姨作为协助者带领学习小组的社区。目前,社区有五个学习小组,参与者有当地村民、别墅区阿姨、出租车司机和外来租户;有两个儿童班,孩子来自各种家庭背景,且儿童班的两位老师都是参加过儒禧课程的阿姨;有一个少年组,成员都是村民的孩子,少年组激励者是一位大学毕业生租户。总括来说,上述巴哈伊社区建设活动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一是灵性维度,所有活动都强调人的灵性本质以及发展灵性品质的重要性;二是开放性,所有活动都面向整个社区,既不要求参与者是信徒,也不要求参与者成为信徒;三是服务意识,所有活动都以服务为目标,强调只有通过服务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转变。这些活动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改善了参与者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提升了参与者的教育观和价值观,增强了参与者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二是通过参与者及其从事的服务活动将友爱、团结、服务的精神辐射到大社区,提升了整个社区的和谐氛围和灵性活力。此外,这些活动也体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因为参与活动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如何安排时间是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志。目前,北京巴哈伊的社区建设活动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其中依然蕴含着相当的潜能和生机。对于北京巴哈伊而言,这些努力不仅促进了巴哈伊“社区”自身的发展,而且其本身就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也是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不论这部分多么目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这个新世界文明的最终果实,就是“人类一体”的原则在地球上得以实现。根据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的解释:

人类一体的原则,[是]巴哈欧拉所有教义围绕的核心之所在,既非幼稚情感之心血来潮,亦非含糊缥缈希望之表达。不可将其诉求纯然等同于人间友爱和亲善精神之复苏,亦不可将其目标局限于促进各人群和民族间的融洽与合作。……它代表了人类演进的最终完成,这一演进起始于家庭生活的出现,通过部落团结的实现得以发展,继而导致城邦的建立,其后又扩展为独立主权国家体制。……达到这一惊人演进的最终阶段,非但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92]

四、相关学术研究与话语构建1、学术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日渐重视巴哈伊研究。查询中国知网(CNKI)可知,整个80年代只有零星的文献在篇目或关键词中提及“巴哈伊”或“大同教”,全文提及“巴哈伊”或“大同教”的文献也很少;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不管专门讨论“巴哈伊”的文献,还是在全文中提及巴哈伊的文献,都出现了大幅增加。如下面两图所示:

中国学术界与海外巴哈伊学者或学术机构也展开了学术交流。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其下属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1994年底,巴哈伊学者、加拿大阿尔伯塔函授大学国际法顾问穆赫辛•埃纳亚特(Mohsen Enayat)博士受邀访问中国社科院,并做了题为《毁灭或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演讲,深入探讨了宗教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系。[93]九十年代中期,世界宗教研究所与美国太平洋地区发展与教育组织(PRIDE)[94]展开了学术交流活动;双方互邀学者来访,加深彼此理解,谋划合作研究。[95]1998年,双方在北京主办了第一届“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宗教、伦理道德与文化”,会后编辑出版了《天下大同》论文集。这是一次紧扣时代主题的“历史性”国际研讨会,为其后双方的合作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6]2002年,两家单位再次携手,在洛杉矶举办第二届“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社会伦理与宗教良知的当代影响”,会后发表了《洛杉矶宣言》。中国参会代表团一行22人,代表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各支学科的水平。[97]三年后的2005年,双方基于前两届研讨会的成功经验,在北京举办了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第三届“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十余个国家的15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会后发表了《北京宣言》。[98]连续三届“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Global Ethics Symposiums)的召开,大大促进了中外学者在宗教研究和伦理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广了“多元统一”和“天下大同”的理念,增强了通过“全球伦理”的教育和发展方式共建人类美好家园的意识和希望。

为了对巴哈伊信仰进行广泛、系统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所决定成立巴哈伊研究中心,于2000年3月隆重举行成立大会暨学术工作会议;共有8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99]这是继1996年山东大学成立巴哈伊研究中心之后我国成立的第二家巴哈伊学术研究机构。巴哈伊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基本上每年都会主办、合办或协办学术会议,以开放合作的精神推动巴哈伊研究。中心在北京主办了数届巴哈伊教学术研讨会(2003,2010);[100]在京外与澳门巴哈伊教总会、全球文明研究中心、香港教育学院、上海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包括澳门·以灵性教育为主导的新型教育观学术研讨会(2006),[101]青岛·追求内心和谐学术研讨会(2007),[102]周庄·科学、宗教与社会及经济发展——巴哈伊教为和谐社会做贡献的思考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103]香港·人类宗教与社会发展:心灵与世界公民学术研讨会(2008),[104]澳门·宗教团体的治理学术研讨会(2012),[105]澳门·宗教与可持续社区学术研讨会(2013);[106]中心协办的研讨会则包括济南·第三届巴哈伊教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107]澳门·宗教、科学与发展论坛(2009),[108]威海·大同思想与人类未来学术研讨会(2011),[109]广州·宗教经典翻译学术研讨会(2012)等。[110]

这些学术会议会有大都有论文集出版,例如《新世界秩序的崛起》(2010)、《心灵教育》(2010),《宗教与内心和谐》(2010)、《巴哈伊的发展观》(2012)、《共建和谐》(2011)、《宗教经典汉译研究》(2013)、《宗教与可持续社区研究》(2014)等。举办学术会议之外,巴哈伊研究中心所还经常邀请巴哈伊学者来所进行学术交流,例如2010年邀请世界正义院前委员皮特·汗(Dr. Peter Khan)博士来访,[111]2011年邀请世界正义院委员法尔扎姆•阿巴卜(Farzam Arbab)博士来访并作题为“推动文明进步的话语构建”的学术报告;[112]2013年邀请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宗树人博士来所进行题为“洋人道教”的学术讲座;[113]2014年再次邀请法尔扎姆•阿巴卜博士来访并作题为“科学与宗教”的学术报告。[114]另一方面,世界宗教研究所也多次“出访”巴哈伊机构和团体,曾于2011年和2015年先后两次组团访问位于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进行学术交流和田野考察。[115]这些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无疑大大提高了国内的巴哈伊研究水平。

世界宗教研究所之外,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北京大学也与巴哈伊学者或有巴哈伊背景的学术机构有过一定交流与合作,而且现在仍有关于巴哈伊的研究项目。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与按照巴哈伊理念创办的瑞士兰德格学院(Landegg Academy ofSwitzerland)有过多轮学术交流,并一度认真尝试过合作研究。早在1993年,兰德格学院国际教育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伊曼博士到北京参加“东方伦理道德传统与青少年教育国际研讨会”。[116] 1996年,兰德格学院院长H. B. 丹尼什博士一行来中国参加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成立大会暨国际宗教学学术研讨会,会上探讨了巴哈伊教。[117]丹尼什博士向北京大宗教学系赠送了一座瑞士生产的钟表,希望“彼此间的合作像这座钟表一样,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循环往复不止”。[118]当年,H. B. 丹尼什博士的专著《精神心理学》由陈一筠教授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北京大学宗教学系主任叶朗教授撰文推荐。[119]1997年,兰德格学院主办主题为“Converging Realities:On Integrating theScientific and the Spiritual”的研讨会,巴哈伊信仰的精神领袖鲁希叶·拉巴尼(Rúhíyyih Rabbání)夫人出席会议,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物理学家王义遒教授做了题为“The Humanistic Spirit inScience Education”的主旨发言。[120]遗憾的是,双方的合作似乎后来中断了。大约10年后,北京大学与巴哈伊研究再次结缘。2010年,西亚系主办专题研讨会,以巴哈伊信仰考察个案来研究“东方文化和谐观对我国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次年,西亚系经过精心准备,启动了“巴哈伊经典文献翻译与研究项目”,聘请美籍专家担任翻译指导和学术顾问,邀请多所高校和相关机构的阿拉伯语学者参与。该项目进展顺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还参与了第一、二届宗教经典翻译研讨会。此外,在个人研究而言,一些在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不仅参加了上述学术研讨会,而且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巴哈伊研究论文。国内一些研究生也开始选择有关巴哈伊的题目来撰写论文,目前已经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大约有七篇。[121]

2、关于科学、宗教与发展的话语构建所谓话语构建(亦称专题探讨),就是针对某一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的行动。话语构建是一种学习型的交流,旨在通过多元的探讨获得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进而提升参与者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话语构建应该植根于实践,在“行动—反思—行动”的框架下进行,以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为主旨。巴哈伊倡导的话语构建坚持“人类一体”的理念,以亲和、谦卑的态度与不同文化和信仰背景的人士进行探讨,从而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演进。巴哈伊社团关于科学、宗教与发展的探讨或话语构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其先行者是物理学家法尔扎姆•阿巴卜博士及其在哥伦比亚创建的科学应用与教育基金会(FUNDEAC)。[122]该基金会认为,二战后兴起的发展事业之所以遭遇困境和挫折,之所以未能实现繁荣与安宁的愿景,主要是因为现行的发展理论视宗教为科学的对立物和发展的障碍,从而将人的精神维度排除在发展政策和发展项目之外。有鉴于此,该基金会坚持“人性高贵”、“人类一体”、“用精神原则解决经济问题”等巴哈伊理念,致力于在草根阶层传播、应用和创造知识,推动兼顾个人物质需求和能力培养的发展项目,而且这些项目经过多年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23]上世纪末,为了集中探索科学和宗教作为两大不断演进的知识和实践体系应该如何在推进人类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互补的作用,巴哈伊国际社团成立了全球繁荣研究所(ISGP)。[124]全球繁荣研究所撰写了一份概念性文件——《科学、宗教与发展:若干初步思考》,[125]并以此为媒介于世纪之初在印度、乌干达和巴西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宗教与发展”的探讨,得到了社会各阶层许多人士的积极响应,积累了新的经验和知识,促生了一系列融合科学知识和精神原则的发展项目。

这场话语构建正式进入中国,应该始于2009年在澳门举办的“科学、宗教与发展”论坛。[126]会上,主办方将《科学、宗教与发展:若干初步思考》推荐给参会者,并请印度和巴西的巴哈伊团体的代表分别作了关于“印度经验”和“巴西经验”的报告。[127]会后,成立不久的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开始在国内推进关于“科学、宗教与发展”的探讨。探讨活动主要以工作坊或小型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先后在多个城市进行过。北京的许多巴哈伊和一些赞赏该理念的朋友——包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的一些学者——都参与了这些探讨。经过最初几年的尝试,参与者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中国和印度、巴西等国在宗教理解和文化传统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探讨“科学、宗教与发展”的关系之前,首先应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下深入探讨“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基于上述理解,全球文明研究中心于2012年夏在北京地区组织了一次非正式的话语构建活动,邀请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巴哈伊和相关学者与会,会议主题为结合巴哈伊的经验以及中国文化来思考“宗教”的含义。学术背景各异的与会者一起研习了《科学、宗教与发展:初步思考》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前者是巴哈伊社团有关新发展观的概念框架,后者是研究中国乡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代表之作。会议结束之前,组织者要求每个参与者基于自己在会议期间获得的理解和认识写一两段关于宗教的文字,这些文字后来被整理成为一篇千字左右的文章——《重新审视宗教的概念:初步思考》。接下来,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先后在多个城市举办了一系列工作坊,邀请来自不同专业、信仰、职业的人士以及部分大学生和研究生来探讨这份初稿中包含的思想。到2013年底,该文件已演变为一个探讨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概念性框架,并以论文形式宣读于2013年澳门·“宗教与可持续社区建设”研讨会;后来,2015年初由巴哈伊世界中心和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该文件又收到了新的改进建议。这样,经过将近三年的反复探讨和修改,这份文件于2015年4月正式由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印行,名为《重新探讨宗教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这可视为巴哈伊团体在中国推动关于“科学、宗教与发展”探讨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其产生过程生动地诠释了巴哈伊所提倡的话语构建所应具有的态度、进程和宗旨。[128]这份文件“立足于时代特征和需求,通过对比中西文化的精神传统,提出了一个兼容并包的宗教概念:宗教是一个旨在培育人的精神能力、将人与精神实在联系起来的不断演进的知识和实践体系”。在此基础上,文件提倡对信仰与神圣、宗教与人性、宗教与道德、宗教与社会行动、宗教与社区建设、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文明、宗教与社会理想、宗教教育与宗教机构等一系列相关议题展开不带偏见的广泛探讨,以此作为反思和重新认识宗教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和文化之关系的一个良好开端。[129]

结语:本文作为一份基于个人考察的报告,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对巴哈伊信仰与北京的历史发展做了回顾,但是尚需新的历史材料来补充;对北京巴哈伊的现状、宗教生活和社区建设进行了考察,但是缺乏定量的研究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对有关巴哈伊的学术研究和话语构建活动进行了梳理,不过依然有待深入。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学者对大陆巴哈伊的关注,进行更为深入的后续研究。最后,笔者愿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巴哈伊研究中心副主任邱永辉女士在“首届北京宗教研究高端论坛”上对两篇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报告的点评结尾:

这些年来,因为研究巴哈伊,我走遍了世界五大洲,去过最发达的国家和最贫困落后的国家,去过美洲印第安部落,看过很多巴哈伊社区。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世界上人数非常少的一个宗教,在后现代和现代,巴哈伊怎么可以一直走在时代前沿,为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对巴哈伊的研究,不是对宗教的研究,而是对人类未来的研究;巴哈伊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未来的宗教和一个未来的国家的关系。

因字数限制,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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