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复帖》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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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寇克让

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名人墨迹,唐末以来,递藏有序,北宋时曾入徽宗宣和内府,此前流传状况米芾《书史》有记录,帖后更有傅增湘一千三百字长跋,详述宣和以来流传次第。

《平复帖》距今逾一千七百年,字迹奇古,患漫难识,年代及所涉史事也难遽定。但是这一切,宋人并未介怀,如米芾等于帖的始末及内容未置一字。明代陈复在《平生壮观》中感叹“其字奇幻不可读”,张丑《真晋斋记》释读帖中“羸难平复病虑观自躯体闵荣寇乱”十四字。这是《平复帖》释读的第一阶段,所释之字一望而知,但毕竟有拓荒之功。

“丁丑(1937)岁暮”,当时《平复帖》主人溥心畬“遘亲丧”,“资用浩穰”,“此帖将待价而沽”,经傅增湘斡旋,张伯驹“慨掷钜金易此宝翰”。此事在古今收藏史上都堪称一段传奇。张伯驹购得之后,傅氏因躬预蒇事,得“翌日赍来留案头者竟日,晴窗展玩”,并作约一千三百余字罕见长跋,于此帖之看重与倾情,可想而知。展玩“竟日”,加以“晴窗”便利,当能能谛察穷究,而喟叹“字奇古不可尽识”,想必也是困难重重。但是,“帖凡八十四字”,语气肯定,这应当是《平复帖》释读的重要前提。必须注意,八十四字之说,不计空白,即第三、六、七行末,未满行。

启功先生《〈平复帖〉说并释文》是殚思竭虑之作,将《平复帖》研究提到相当水平。启功先生在前人基础之上,作了比较圆通的释读,全文如下: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囗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囗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囗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囗称之。夏囗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就字数而言,启功先生解读《平复帖》已经功居至伟。但是,释读文字看似属语言文字范围,实则语文之不识,多由史实之不明。可以说,考释古帖文字,往往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只有史实明确,才能拨云见天。所以,在此之前,《平复帖》解读仍然疑窦重重。今重读《平复帖》,颇感创获,因考释文字,揭橥《平复帖》身后千七百年前人物、历史,蚍蜉撼树,唐突难免。

先从装池及钤印等表象说起。

帖前三签在传世法书中实属罕见。第一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机士衡书”,“晋平”二字因年久磨灭。签字茂密,点画酣足,与《万岁通天帖》诸签气息颇近。不同的是,此为另纸书写,而王氏一门书翰则直接写于帖纸之上。疑因《万岁通天帖》是摹本,而《平复帖》帖是真迹,更为珍贵。我认为这是唐签,除了书风,位置也是一证。虽说另纸书写,但毕竟置于帖纸之上,这一点与宋签之置于隔水外者,风气不同。郡望、名、字并举的礼数,也是古风。

第二签,即宋徽宗瘦金书“晋陆机平复帖”,以泥金书写,我们所见印刷本非谓不清,而是年代久远,看印本直欲忽略而过,由签纸正下方钤徽宗双龙玺反而求之,字迹方依稀可见。这情形与当初看王羲之《上虞帖》摹本如出一辙,而《上虞帖》前隔水外徽宗题签更为模糊,气息欲灭,凭印刷本,基本会遭人忽略。与双龙玺配套使用的是拖尾骑缝的“宣”“龢”联璧印。和其他传世书画如孙过庭《书谱》,柳公权《行书兰亭诗》等比较,宋徽宗这一组玺印显然也有多种版本,《平复帖》上印蜕饱满清晰。略述此事,想借以说明两点:其一,古代内府书画的装池、钤印、题签等,制度考究,有章可循;其二,若不能展玩神物,仅凭印刷本,毕竟雾里看花。

第三签,即置于黄色云鹤纹绫纸之上,另纸题写的“晋陆机平复帖”,此为成亲王永瑆所题,下钤“永瑆之印”及“诒晋斋”两枚白文方印。清代乾隆时期,《平复帖》陈设于乾隆的母亲孝圣宪皇太后所居寿康宫,乾隆四十二年(1777)皇太后去世,此帖“遗赐”皇孙永瑆,永瑆因此名其书斋“诒晋斋”。签纸大而不当,字间疏松,气息散涣,两方白文印章钤盖草率,而签的下方,钤于绫纸的朱文“诒晋宅”则庄严得多。

三签跨越千年,措辞不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平复帖》性质的历史演变。我以为《平复帖》称其为“帖”,是较晚的事情,年代越早,其书法意义越惨淡。

最早品评陆机书法者是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其《论书》云:“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此处“多少”,即好坏、优劣,《二十四史》此类语例常见。所以,我以为王僧虔对于陆机书法,是未置可否的态度,犹言:这是吴士的书法,名人书法不予评判。正因为如此,梁庾肩吾《书品》列陆机于“中之下”,虽说“陆机以宏才掩迹”,但是,这其实是批评家贯用的溢美之辞,因为谛考书法史,无所谓相掩,反而只见得文与书往往相得益彰!《晋书·陆机传》一言不及其书法,想必自有斟酌。至唐李嗣真《书后品》,更降一等,将陆机置于下之上第一位。“时然合作,踳驳不伦”,以及所谓“犹带古风”,称情而论,李嗣真所说堪称允当。因为,就在《平复帖》诞生后不数十年,行、草二体书法飞速发展,以二王为代表的笔精墨妙、妍媚流变、气韵生动的晋风出现,书法才得以真正雅化,与此相比,《平复帖》以及其后五十年,近代方出于新疆的《李柏文书》,其粗率简陋显而易见。

但是,一千七百年后,《平复帖》为后世膜拜,真正的原因,正如傅增湘所说,“二千年来孤行天壤间”,“洵旷代之奇珍”。

因此,释读此帖,须抱以下观念:第一,文意通达是释读文字的一般原则;第二,《平复帖》年代久,字奇古;第三,陆机首先是一个文学家。循以下原则:首史实精准,次文从句顺,使书法可通。

在阅读相关人物如陆机、贺循、顾荣等《晋书》传记后,我以为帖中提及的第一件事情,即贺循的病,不必过分认真。据《晋书》本传,贺循其父贺邵,在吴时被孙皓所杀,“孙皓尝烧、锯、截一贺邵”,何等惨烈!这件事影响贺循终生,多次辟命,都称病推辞,但终究堪任,有所作为。所以,贺循之病,其实是心病!上司、僚属对此只好承认,却心里明白。比如,元帝司马睿建武(317-318年)初任命贺循,即遭谢绝,这位东晋的第一位皇上先顺从而后力邀,一面说他“患疾有素”,一面表达自己“犹望卧相规辅”。其实,天下岂有躺着做官的道理!这一点双方无疑都明白。想永嘉初乱,司马睿率先在江东聚集人物,成典午东渡大事,岂凡猥暗愚可比?对于贺循,他当然深谙隐情。但场面上贺循“有病”,是朝野共识,至于病状,在元帝建康承制之初也有暴露。当时贺循托病不出,司马睿差人将他抬来,并亲登贺循乘舟,示以礼贤下士的雅量,而“贺循羸疾不堪拜谒”。这便是贺循的病,非要说“羸”也是病,无非是体质较弱。

贺循一辈子的这个借口,世人尽知,陆机岂能不知!何况当初,陆机为著作郎时,曾“上疏荐循”,“谨条资品”,他对贺循应该了如指掌。

既然如此,《平复帖》第一事“彦先羸瘵,恐难平复”,不必认为是多大的事,这位潘江陆海的大手笔一个“羸”字,足证他心里明白,不说而已。“复”,即病愈,但这个“平”字岂能无谓?当然不是,“平”是说正常,难以“平复”之病便是非常之病。

真正解读文字,必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那么,《平复帖》的确切年代,所涉及的人物、史实就至关重要。据《晋书》本传,太康(280-289)末,陆机“与弟云俱入洛”,拜访张华,后经张华推荐,太傅杨骏辟为祭酒。杨骏为太傅在太熙元年(290)五月,永平元年(291)杨骏执政,改元,同年三月,即被诛,改元元康(291-299)。那么,陆机先后任太子洗马、著作郎的仕履只能在元康中。而至迟元康九年(299)江统已为洗马,接替的应当就是陆机,陆机此时任殿中郎,即尚书郎。

《贺循传》:“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此处陆机的结衔,可以透露出事件的年代。既然陆机任尚书郎在元康九年(299)以前,那么,这也就是他举荐贺循的时限。陆机上疏,除了举贺循为尚书郎,同疏另举郭讷为太子洗马、舍人,郭讷且按不表,这件事最终使贺循得以补为太子舍人。

一般而言,从前文所述帖前古签,可以做出陆机在“平原内史”任上写下《平复帖》的初步判断,但是,这个推论有时并不可靠,因为,古签来源不明,而正如清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说,史书往往有据后改称之例,即以后进官衔称人,以述前事。不过,审读文献,我们发现,“晋平原内史吴郡陆机士衡”这一结衔,并不属此体例。

据《惠帝纪》,“永宁元年(301)春正月乙丑,赵王伦篡帝位”,《贺循传》则记“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职”。在此之前,贺循只是“言行进止,必以礼让”,却从未托病不出。那么,“彦先羸瘵,恐难平复”根本无从谈起。所以,从这贺循这一面看,《平复帖》年代必在永宁元年以后,才能于史有征。

从陆机看,任平原内史始于永宁元年六月,时任大司马的齐王司马冏,怀疑陆机为赵王司马伦撰“九锡文”及“禅诏”,想杀他,赖大将军司马颖相救,并荐为“平原内史”。永宁元年(301)六月,应当是《平复帖》诞生的时间上限。

据《贺循传》,贺循以病拒出两次,其中,“露发坦身”,佯狂“示不能用”,是因为陈敏作乱,诈称诏书以贺循为丹阳内史。但是,这一次时间在永兴二年(305)十二月,是陆机死后两年事,所以《平复帖》与此无关。

而此前一次是,“逆贼李辰起兵江夏”,李辰别帅石冰的大将抗宠,“有众数千,屯郡讲堂”,贺循仅修檄文一封,抗宠便率兵远遁,程朝、宰舆也全部投降,会稽“一郡悉平”,被叛军驱逐的原会稽相张景也由贺循迎回。不战而胜,非此而何!但这时贺循却“杜门不出,论功报赏,一无豫焉”。时值乱世,这等事件自然鼓舞人心,唯其如此,陆机才在信中大加议论,写下“彦先羸瘵,恐难平复”这样大有深意的话。

事实上,逆贼李辰,就是“义阳蛮张昌”,《资治通鉴》云:“张昌因之诳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此事在晋惠帝太安二年(303)五月,“江夏大稔”之时。所以,《平复帖》的诞生必须再推迟。而此时,距陆机死仅剩五个月时间。

距前年三王联盟,共讨篡位的赵王伦仅两年,三王之一的齐王冏被长沙王乂以弱胜强斩杀,而长沙王司马乂与成都王司马颖也已有嫌隙。以辅政的长沙王司马乂“论功不平”为由,八月,各自居蕃的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共表:诛杀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遣长沙王司马乂还国。然而,诏书回复:胆敢如此,“亲率六军以诛奸逆”。这便促成二王再次联盟,进军洛阳。此番战前,前年被司马颖搭救并超擢平原内史的陆机,以“平原内史”之职为“前将军,前锋都督”。

《平复帖》有“临西复来”一句,所谓“临西”,当指此时此事。因目的地是京都洛阳,无论据成都王司马颖镇戍蕃地邺城,或是此时屯兵之地朝歌而言,都是“临西”。“复来”之事当在六、七两月,而《平复帖》所作,必须在“复来”稍后,西征之前这一段极短的时间之内,那么,晋惠帝太安二年(303)七月,便是《平复帖》诞生的确切年代!

此后至十月陆机之死,仅三个月时间个月时间,其间兵败洛阳七里涧,被诬陷,夷三族,件件凄惨事,无一不惊心动魄。

前文提及帖上古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机士衡书”,由此看来措辞准确,既不称此前的殿中郎或尚书郎,也不称此后临时所任之前将军、前锋都督,而郡望,以及陆机、士衡这样名字并举的两晋遗风,都是《平复帖》在唐以前严格传承的历史见证。

“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中,“庆”无论如何也不能厘定为“梦”,释作“梦”,只是望文生义。两个“此”字,用叠字符,指贺循平乱有功却“杜门不出”,“往属初病”当指“转侍御史,辞疾去职”。那么这一句全句的意思是,当初赵王伦任用,贺循托病去职,想不到此番平郡有功,杜门不出,拒不受赏。不过这样也好。

《平复帖》中“不”字出现三次,最后一句释“闻问不悉”四字,无论从晋人书信格式,其余三字字形,都无可挑剔,唯独“不”字,字形出乎意表,若单独掂出,则万难释读。但是,帖中这三个字相互制约,只能释作“不”,惟其如此,三处文意皆通,三个字形互无扞挌。

“不”字可定,则另有它字可以徐定!从这个字,我们看到陆机的一个书写习惯——字之左下局促至极。这一点,在“属”字其实已经流露。那么,启功先生将两处字形貌似为“甚”的字释为“前”,便不难理解,他很可能是看到了陆机书写的这个特征。在文本内部总结规律,并使用规律,是释读文字屡试不爽的方法。

“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男,特指嗣息,子,则儿女兼称,此处“男”正是特指贺循之子贺隰。《贺循传》:“子隰,康帝时官至林海太守。”显然,贺循仅有这个独子。那么,启功先生将第二行第二个残缺近半的字释为“唯”,直有探囊取物之妙!不过,对于“承使”二字,我一开始心有不甘,“使”且不论,第二行末字,从字法看,无论如何也是“年”字,而不是“承”,第一笔起笔肯定,不似先此已有一笔,中间长笔之走势、末端笔意之不钩而下拖收笔,都是“年”,而非“承”。不过,置于帖文环境之中,仅此一字而言,我宁信启功,不信陆机。因为陆机书法并非严密无懈,这一点容后详说。对于这个字,我以为启功先生是超越字法矩度,“望气”意释。为何启老胆敢在此“踏雪无痕”?想必因为第三行首字,即“使”字情势所迫。可以说,此字虽残,的是“使”字无疑,无论残留笔画的位置、字法,以及文意,唯“使”字可将一切相关问题涣然冰释。

不过,本句“失”字,终觉于文意不安,因为“失”有贬义,“失忧”之说清理难通,曹孟德“何以解忧”的名言与此优劣立见,而“失”前缀一“复”字,于史实更无着落,尤显不伦。从字法看,我以为此字当为“知”,那么,本句便是“承使唯男,幸为复知前忧耳”。“复”,意思是贺循之后再次,“复知”,大意是也还懂事,引申为继承、铭记,那么全句的意思是说:值得庆幸的是,贺循有一子嗣,能够谨记他家世的苦难。

此处“前忧”之“前”既定,后文“迈前”之“前”便不容鲁莽灭裂,强作他解,因为二者如同前述三个“不”字一样,相互有制约。以常识看,“前”,字形似乖张,实则是陆机书写痼癖,上文已予申明——字之左下局促。至于横画以上之竖笔并不向左探出,这一点与现代草书“常识”不同,但是,后《平复帖》一年而诞生的王羲之,有时候就这么写!

以上是《平复帖》第一段,文章叙事到此为一小段,书法则“耳”字拖笔贯行,下文提行平阙。

“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吴,有释作“舍”,或作“庶”,皆生吞活剥,与此帖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字,即使就字形强为释读,仍以“吴”最为契合,至少末笔转折之清晰不容置疑。至于文意,遍阅相关文献之后,更是豁然开朗。我初读《平复帖》,以为前三行议论时政,从此以下开始谈“正事”,及通读《晋书》相关传记及《通鉴》所涉史事,方悟全帖八十余字,无一字不是谈正事!当时局势已乱,陆机躬预其祸,存亡旦夕,根本无暇、无心高谈阔论。据《贺循传》:“循雅有知人之鉴,拔同郡杨方于卑陋,卒成名于世。”杨方,吴郡人,陆机后辈同乡,所以陆机称“子”。《晋书·杨方传》:“初为郡铃下威仪。”《晋中兴书》所说更清楚:“郡铃下有杨方者,字公回,世为郡威仪。”另外,贺循称杨方于京师,《晋中兴书》与《晋书》都有详述,且以“伟才”,“一国所推”大加赞誉,那么,《平复帖》所谓“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这样的气度舍杨方而其谁!如前文所述,“临西复来”,当指太安二年(303)六、七月间杨方再次北来,二人既已面晤,至于地点,平原郡似极为可能。“往初来主”,当释为“往初来至”,于字法、文意皆无可疑。这一句话是说杨方第一次北来,当在洛阳。

“吾不能尽”,显然不能成立。“尽”字形乖谬,文意也不知所云。今有人新释作“相见”二字,我以为于字法、文意皆颇近真,当予采择。至于“相”字之貌似不伦,前文已再三申说——陆机作字,字之左下局促。

“思识囗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囗称之。”二“之”互证,殆无可疑。“前”,上文已确认其是,此处所指史实,也有迹可寻。据《杨方传》,虞预见杨方之文,非常认可,送示贺循,贺循也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他还是提了一点小意见:“姿质已良,但沾染未足耳。”并且明确指出:“移植丰壤,必成嘉榖。”这件事之后,贺循才举荐杨方于京城,杨方“复来”,故有识量迈“前”这样的对比之说,“势所恒有”这样的结论也是因为当初有所期许。

“识量”是古汉语成语,我以为其间未必阙文。《晋书·阮咸传》:“太原郭奕高爽有识量,知名于时。”《王导传》:“识量清远。”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在魏则毛玠公方,居晋则山涛识量。”

“势”,帖中所作,是其本字。“宜”下阙字,殊难猜度,然于文意几乎无损。

“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此句在《平复帖》最为难解,究其原因,是史实不明。

顾荣当初和陆机兄弟一起入洛阳,并称“三俊”,因与陆机直接关联,而帖中“荣”字清晰无歧义,所以这一条史实便于查检。而“荣”上一字,残泐过甚,加之这两字恰好重新蘸墨,年久残缺,仅存浓重一竖,愈显突兀,非精审文意,广援历史,几乎无从下手。启功先生意作“夏伯荣”,千虑之失,显然也是因为不解史实。今翻检《晋书》,《薛兼传》云:“兼清素有器宇,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阅读至此,顿感千年沉霾,一朝复旦!今释为“闵鸿、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当为定讞。

顾荣与陆机兄弟皆为江南人士所望,又一起“俱入洛阳”,为何陆机于此却“闻问不悉”?其实,就在永宁元年(301),三王联合将篡位的赵王司马伦赶下帝位之时,时任廷尉的顾荣,就被齐王司马冏任命为主簿,而当时要杀陆机的正是齐王冏,顾荣劝陆机回吴避祸,陆机不听。此事以后,二人政治上分道扬镳并非没有可能,太安二年(303)七、八月,顾荣上司司马冏已死,又值“寇乱之际”,“闻问不悉”既是实情,可能也是一言难尽的最好表达。

综上所述,《平复帖》全文当如下: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知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至,吾不能相见。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囗称之。闵鸿、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陆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反复阅读文献,我以为此人非虞预莫属!陆机为何要给虞预写这封信?需从所涉人物背景、关系说起。

据《杨方传》,在会稽郡,“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雅爱方,为之延誉”,郡内史诸葛恢也欣赏杨方,以门人之礼待之。诸葛恢曾经让杨方作文章,并把文章推荐郡公曹主簿。《晋书·虞喜传》:“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可见这个郡功曹主簿就是虞喜,因为虞喜是一方大儒,所以有“屈为”之说,诸葛恢也才有荐杨方文章之举。虞预因此可以从功曹兄那里见到杨方之文,并把文章送到贺循手上,从此开始了虞预对杨方不遗余力的举荐。

虞预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贺循,所以《贺循传》有“拔同郡杨方于卑陋”之事。但从贺循的处世态度推测,办事未必能让虞预满意。即使贺循“雅有知人之鉴”,也不妨碍虞预采取第二步——请陆机帮忙,何况杨方第一次到洛阳,并未能与陆机谋面。当初陆机、陆云、贺循三人“俱入洛阳”,虞预一定会把这个关系用足。他显然给陆机写了信,再次委托,陆机给他回了信,流传至今。

回信先介绍贺彦先近况,因为他两个月前刚刚“去职”,应该尚在京城装病。信中主要说杨方,这是虞预托付给陆机的“正事”。最后顺便提及闵鸿、顾荣,少年时代与贺循等皆属“五俊”,应该也是虞预所关心的人。

流传至今的《平复帖》,作于晋惠帝太安二年,即公元303年七月,是陆机写给虞预的回信,极可能写于平原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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