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文档

关注
无标题文档

六、研究与评述(R)

《孙中山家世源流续考》所考证的并非孙中山的先世

 

邱  捷

 

    薛翘、刘劲峰两同志的《孙中山家世源流续考》(《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沿罗香林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考》(1942年出版)提出的线索,对唐末孙誗以下八世在赣闽的情况作了详细考证。但是,罗先生这本书提出的“国父家世源流”是不正确的,薛、刘两同志的《续考》也因而误以为孙誗以下各代是孙中山的祖先了。

    《国父家世源流考》在资料不完备的情况下,提出孙中山的先世于清初康熙年间从广东紫金迁居广东香山,并据紫金中坝孙氏光绪二年族谱抄本的记载,把“国父家世源流”上溯到唐末的孙誗。然而,现存于翠亨孙中山故居的有关孙中山家族的文物资料,说明孙中山的先世于明代中叶已从广东东莞定居香山,香山翠亨孙氏与罗先生提到的紫金中坝孙氏不可能有亲缘关系。在广东东莞和其他地方发现的文物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1] 。

    罗先生的书出版后,在国民党党史会的一些学者中就受到激烈的批评。当时负责修订《总理年谱长编》的林一厂,开始时对罗著很欣赏,但对比有关史料后,也写了一份《〈国父家世源流考〉未足征信之点》的报告[2] 。因为祖籍问题与孙中山的思想事业没有密切联系,所以,解放后多数学者对罗先生这本书没有特别注意。但是,一些考察过翠亨孙中山故居文物的史学工作者写出了考证罗先生错误的论文[3] ,一些知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也谈到过罗先生的论点是错误的[4] 。

    罗先生的书出版时曾得到蒋介石、吴铁城、孙科、邹鲁等人的题署或作序。不过,研究孙中山的祖籍,自然应以文物资料¾¾首先是翠亨孙氏的文物资料为依据。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中,相信不会有人认为必须以为罗著题署作序的国民党政要的意见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孙科曾为罗先生的书作序,但后来又为被罗先生否定是孙中山祖籍的东莞上沙乡题写“国父先代故乡”的牌坊[5] 。孙中山家族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接受罗香林的说法。近年,在台湾和海外有孙甄陶的《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3-4期)、孙满的《恭述国父家世源流》(台北《广东文献》第12卷第4期,孙满是孙中山长兄孙眉的嫡孙)与谭彼岸的《孙中山系同何门¾¾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三大错误》(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0、11月号,谭先生现居美国)等文指出罗先生的错误。台湾的学者中有不少人已觉察罗先生的说法不合事实。如对孙中山家族作过专门研究的庄政所著的《国父之生平与志业》一书,就没有再沿用罗先生的说法。

    从文物资料看,孙誗的后代只与紫金中坝孙氏有关,但紫金中坝孙氏与香山翠亨孙氏无关,因此,薛、刘两同志《续考》中考证的孙誗以下各世并不是孙中山的祖先。

薛、刘两同志的《续考》,考证的是孙誗以后在唐、宋时期的各世代,对孙中山的家世源流只是间接涉及。所以,本文实际上并非对薛、刘两同志的考证本身提出商榷,只是提供一情况供他们参考而已。

 

据《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评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

 

方式光

 

自从1982年江西发现了《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民国三十八年修)和《雩邑孙氏族谱》(民国三十八年修)以来,各地报刊、杂志、电台多次报道“发现孙中山祖墓,先世族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去年10月,东莞召开了“孙中山祖籍问题座谈会”,提出孙中山先祖来自东莞。同年11月12日,紫金县举行了“孙文祖居紫金中坝纪念孙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强调孙中山先祖来自紫金。随后,《江西日报》和《团结报》分别报道了江西宁都“孙中山先祖孙誗墓修葺一新”。这样一来,在中国大陆就似乎有三个不同的孙中山祖籍所在地了。

孙中山祖籍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孙中山的先祖究竟来自何处?是东莞,还是紫金、宁都?如何评价这场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

 

问题的提出

 

1931年4日26日,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对前来调查访问的国民党党史会人员钟公任说:“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总理系十八世)。”这是孙中山先祖来自东莞的最早记载。此后,1932年国民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以及1937年胡去非在《总理事略》一书中,分别都采用孙中山祖辈明代从东莞迁居香山(中山)县,俗称“东莞说”。但1942年罗香林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中,否定了孙中山先祖从东莞迁来香山的成说,提出了孙氏十二世连(琏)昌公清初从紫金经增城迁来香山的论点,首创“紫金论”。该书得到了孙科、邹鲁、吴铁城、陈立夫作序,蒋介石、于右任、张继题词,因而“紫金论”就成了国民党官方出版物有关论述孙中山祖籍问题共同采用的权威观点。不过,当时国民党党史会内部就有不同看法、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解放后,我国学术界研究孙中山一般不大注意很多代以前的祖籍问题。但1963年中山大学谭彼岸在广东《学术研究》上发表《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论文,根据翠亨中山故居收藏的两种契据——孙中山之父孙达成批租十一世祖瑞英公遗下的荒地的契约及孙梅景等人的卖田契,否定了“紫金论”,坚持了“东莞说”。1981年台北孙甄陶在《传记文学》上发表《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一文,也主张“东莞说”。稍后,孙满在台北《广东文献》发表《恭述国父家世源流》一文,也批评了“紫金论”,申明孙氏祖籍是东莞。去年11月,邱捷、李伯新在广州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供了《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论文,全面否定“紫金论”,力倡“东莞说”。这就是40多年来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大体经过。

 

“紫金论”不足为据

 

1942年,罗香林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中,根据1926年美国人林伯克在《孙逸仙传记》一书译本中有下列一段孙中山关于祖籍问题的自述——“其实,我和我的几代近祖的确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kung kun)村里的”。罗香林从“龚公”村即“公馆”村的假设出发,后又发现紫金中坝有个公馆背,还有中坝《孙氏族谱》记载了“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增)城,于后未知”一句话,与翠亨孙中山故居所藏《孙氏家谱》中有“十二世祖考连昌公”世次、姓名、读音相同,从而得出了“国父上世源流出于广东紫金中坝公馆背”的结论。

这种做法本身是不科学的。

首先,把“龚公”村假设为“公馆”村是一种误译。关于孙中山家庙(祖祠)的英文原文是:“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River”。若假定“Kung Kun”为东莞,则正确的译法是:“我家祖祠所在之乡村,在东江流域的东莞。”

其次,把“紫金中坝琏昌公”同“香山翠亨连昌公”划等号,似有牵强之处。罗香林说:“惟连(琏)昌公之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居中山涌口门村。”这只是推测而已。因为既没有过硬材料证明紫金的琏昌公迁往香山,也缺乏充分依据说明紫金琏昌公与香山连昌公为同一人。无论是墓碑还是族谱都没有什么可以佐证香山翠亨十二世连昌公系紫金中坝公馆背十一世鼎标公之子,或者能够反映紫金的孙氏家族与香山的孙氏家族有什么血缘关系。

现在看来,近年来发现的江西两个《孙氏族谱》只能说明宁都与紫金的孙氏家族同一源流,或可以称“紫金的远祖来自宁都”,别的什么也说明不了。江西两“谱”的发现也不能反映紫金与香山孙氏家族有什么亲缘关系。

因此,“紫金论”不足为据。把江西两“谱”的发现报道为“孙中山祖墓,先世族谱”的新发现是以罗氏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中的结论为根据的,因而是不科学的。“紫金论”要成为定论,必须从十一世鼎标公如何由紫金移居增城,再从增城迁往香山这两方面找出突破口。应从福建长汀、增城以及香山县各乡孙氏家族中继续寻找族谱、墓碑及其他可资旁证的有关文献材料。

 

“东莞说”亦有问题

 

“东莞说”依据下列几条重要材料:

(1)翠亨《孙氏家谱》明确记载:“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今上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住左埗头、乐南居住涌口。……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村居住,建造祖祠。”

(2)孙达成兄弟批耕荒山合约指出:“今有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蓢税山埔一段,嗣孙达成、学成、观成,与房长尊贤、同众叔侄酌议,将此山埔批与达成、学成、观成开荒围园,无庸丈量税亩,任达成、学成、观成围筑,以种果物。”这里,孙中山父亲孙达成自称为十一世祖瑞英公的“嗣孙”,从一个侧面反映瑞英公与孙中山一家有祖孙关系。

(3)翠亭东北谭家山孙宅山庄保存有十一世祖瑞英公墓,该墓两侧分别为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和十三世祖迥千公的墓。其墓碑记载与《孙氏家谱》大体相同,可以互相印证。

(4)1912年5月11日,广东孙姓200余人在广州大石街肖公馆举行“孙族恳亲会”,欢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回广东的孙中山。东莞上沙乡孙姓有数十人参加了这个会。当时恳亲会的宣布员在致词中说:“今日,我孙氏叔伯兄弟开恳亲会,欢迎中山家先生。……余等忝属同乡同族,开会欢迎,殆亦表示崇拜伟人之意也”,并提出:“我孙氏子孙,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孙中山的答词称与会者为“我族叔伯昆弟”。据上沙孙氏族谱记载,东莞上沙乡孙姓始祖曾流寓南雄珠玑巷。因此,东莞上沙乡孙氏族人以代表身份得以参加这个恳亲会,可见孙中山与东莞上沙孙姓彼此都承认其渊源关系。

(5)1912年5月27日,孙中山自香港经澳门抵香山翠亭村,在故居停留了3天,他亲率随员宋霭龄及长女孙媛等到左埗头谒小宗祠探访宗亲,在孙氏宗祠内祭祖完毕后,与宗亲50余人坐在神主殿前正中摄影留念。随后又到过东莞祭祖。

上述五个材料,从家谱、墓碑、田契、文献记载以及照片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孙中山先祖来自东莞的可能性。

但“东莞说”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第一、被“东莞说”说成为“证明罗(香林)先生论点错误的最重要的证据是翠亨《孙氏家谱》”,却是个残缺不全的草稿本。该谱正文53页。第1页至第7页记载了孙氏祖坟迁葬经过及祖上从东莞迁居香山的概况,第7页至21页记载五世祖至十四世祖妣世次、名讳、生卒时间、葬地。以下空白29页,至最后两页记下未列世次之祖考29人及其配偶。内容错漏甚多,文字粗糙,似是个尚未完成的初稿。谱中各祖妣只列出世次,多数未注明何人所出。同一世次,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也无法弄清。尤其是这个《家谱》究竟是谁写的?哪一年修的?如何保存下来的?至今仍然不清楚。

第二、“东莞说”认为“探讨孙中山的家世源流,翠亭孙氏十一世祖瑞英公是个关键人物”。但“谱”中记载“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村居住,建造祖祠”。查乾隆甲午年系1774年,而据孙中山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部》记载十二世祖连昌公系1669——1728年及十三世祖迥千公系1701——1752年,这起码说明,《孙氏家谱》的记载是有错漏的。

第三、据“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刊登《总理世系图》表明:常德公(来粤始祖)——二世贵华(上沙乡始祖)——三世礼凐——四世受——五世玄(礼赞)。这里,三世“礼凐”与五世“礼赞”名字都用了“礼”字,不太符合中国宗族一般辈序传统习惯的。至于“东莞说”的孙氏迁粤始祖常德公是从什么地方迁来的?他们具体迁粤的来龙去脉也说法不一,不甚了然。

因此,“东莞说”要成为大家都接受的说法,今后还有待于从东莞上沙乡、员头村、中山市涌口村、左埗头村及翠亨孙氏家族发掘更多的族谱、墓碑、先祖牌位及口碑材料。

 

一点余论

 

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及其光辉业绩,有时追根溯源是必要的,但不一定要追述其多少代以前的祖先。孙氏很多代以前的远祖究竟来自何处?是东莞还是紫金?对于我们了解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演变,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更丝毫不影响其崇高的历史地位。换言之,孙中山族谱这个课题对于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均无重大的意义。

诚然,孙中山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革命领袖,要求一切历史记载都准确无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既然孙中山祖籍问题已争论40余年了,那么作为学术问题在可能的条件下把它弄清楚,也是必要的。何况,孙中山祖籍问题的解决,对于保存文物、订正史料、开拓旅游业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既不是“血统论”的崇拜者,也不是“地理决定论”的鼓吹者。对于孙中山祖籍问题,诸如他的远祖是谁、先世来自何处等等,不必花太多的力量,应放在适当地位,让少数有兴趣的学者以及有关部门去研究就可以了。既然孙中山祖籍问题一直有争论,迄今尚未获一致的结论,那么举行有关纪念活动就应持慎重态度,不宜采用行政决定,立碑修墓,扩大渲染;也不要忙于请领导同志题词、表态,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造成被动;或者以讹传讹,贻笑天下,造成不好的影响。

 

据《南方日报》198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