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新隆高铁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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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1月4日报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在2021年元旦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取消一再展延的新隆高铁计划。

意识到取消计划的深远影响,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也强调:“两国仍将致力于维持良好双边关系,并在加强两国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密切合作。”虽然从短期看,取消计划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但长期而言,对于双边经济关系甚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都是不小的打击。两国必须跨越这个失之交臂的机会,谋求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

新隆高铁计划最初于2010年由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纳吉提出,是其经济转型执行方案(ETP)的核心内容之一,2013年经新马政府达成共识,并于2016年12月签署具法律约束力的新隆高铁双边协定,通车日期预定为2026年。但是,马来西亚在2018年的全国大选中出现政党轮替,执政超过半个世纪、由巫统主导的国阵下野,开启了马来西亚至今不已的政治动荡。马来西亚新政府对高铁计划态度反复,再加上冠病疫情暴发,严重打击其经济和财政处境,使得高铁计划最后胎死腹中。

除了密切的历史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彼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新加坡也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在双边关系上可谓唇齿相依。在东盟10个成员国当中,两国的经济规模分别为第五和第六位。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陆路距离约350公里,航空距离为296公里,疫情暴发前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航线,八家航空公司每天平均提供82趟航班,反映了人员往来之密切。

因此,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之间兴建高速火车,本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按照原定计划,耗资约200多亿新元的新隆高铁,将把两座城市的单程交通时间缩短为90分钟,实现一日生活圈的愿景。高铁的经济潜力庞大,本区域的东京—大阪线、北京—上海线、香港—广州线、台北—高雄线等,都扮演了促进地区经济的重要角色。新隆高铁的通车,无疑将大力促进两地的经贸和人文联系,达到双赢的结果。

高铁计划的取消,说明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实际影响。马来西亚的违约,主要源自两大因素。第一是政治动荡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高铁计划是国阵政府所签署的国际协定,但是后续的政府却有其他的考量。此外,马来西亚复杂的国内政治利益分配现实,也决定了新一任政府对前任政府的大型公共建设项目的态度。第二大因素则是冠病疫情。疫情颠覆了原有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对人员流动和国境开放的想象,病毒的传染性显然不利于促进人员接触的高速铁路。

尽管这些短期考虑不无正当性,长期而言却可能是弊大于利的。作为占马来西亚经济总量约16%的城市,吉隆坡如果能与新加坡形成一日生活圈,将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溢出效应。失去了跟新加坡的联系,就算马来西亚基于政治利益分配考虑而单独建设高铁,南部终点站设于新山的构想,已经被专家认定为不具备经济效益,沦为亏损“白象”的概率极高。此外,马来西亚的违约不但有损国家形象,也将打击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国际信誉。

逝者如斯夫,两国目前可为的,只能是尽力减损。一方面,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协定办事,履行彼此的国际法律义务,办好善后工作,避免高铁计划的夭折影响双边关系。虽然细节仍有待公布,从两国元旦的联合声明观察,双方都有意把伤害减至最低。另一方面,两国也必须尽快跨越计划取消的负面影响,持续放眼未来的双边关系发展。毕竟,一衣带水的地理现实和人文关系决定了新马必须通力合作,在日益险峻的国际环境中拓宽彼此的发展空间。诚如声明所说的,双方在许多互联互通的领域依然可以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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