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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谢飞,原名谢琼香(阿香),女,1913年2月3日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1927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妇女会主任、妇委会书记,县妇委会书记。后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4年到中央苏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随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北方局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39年4月加入新四军。任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中共华东局妇联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建国后,人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部主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坐了六年监狱。恢复工作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理事,全国第六、七届政协委员。2000年2月离休。现任公安部咨询委员。我今年已经86周岁,在漫漫人生中也可谓长寿了。回眸我72年的革命征程,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一幕幕往事在我脑海中浮现……一、我是海岛的女儿1913年2月3日,我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湖山乡荣园村一个贫农家中。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全家人对我非常好,尽管家庭贫穷,但仍送我上学读书。1926年,我考入海南第六师范学校。此时,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琼崖党委,在海南岛点起了革命之火,我大哥谢明兴、二哥谢明发、三哥谢明久都接受了革命理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家人的影响,我也在学校里参加了革命活动。我加入了妇女解放协会、学生会、反帝大同盟、妇女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学校中的党组织见我热爱革命,也积极培养教育我,1927年2月,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就有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的2000多人被捕。海南岛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倾巢而出,从城市到农村实行大包围,大逮捕,全岛被捕人数达2万余人,许多优秀共产党人被杀害。尽管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但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继续团结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我就是在1927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只有14岁。我从学校回到家乡,担任了区妇女会主任、区妇委会书记等职务。我走村串乡,发动妇女参加农会和妇女会,组织妇女运粮,抬伤员,洗军衣。后来形势越来越险恶,我和几个哥哥被敌人通缉。1928年,广东省委派以海员身份作为掩护的共产党员符玉英,到海南岛接我到中共广东省委所在地香港工作。二、投身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我到达香港,在广东省委机关作掩护工作,当时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王超、聂荣臻、陈郁、张木等同志每月都要到省委机关开两次会,张云逸同志有时也参加。省委机关做掩护工作的有三个人,我和一个叫宋胖姐以表姐妹相称呼,另一个男地下党员和宋胖姐假份夫妻。我当时年龄小,个子矮,每次开会都由我在门口放哨。每次省委负责同志开会,我们都事先在尾里桌子上摆上麻将牌,我在门口一里发现有可疑人出现,就马上通知开会的同志们,让同志们藏匿好文件,开始玩麻将。因为当时香港人玩麻将成风,而且多是关起门来玩。所以,借玩麻将作掩护,不易被看出破绽。平时,省委机关不开会,我也时刻用警惕的目光巡视着周围。我们和同志们订了暗号,到省委机关的同志,如看到院子里晾着一件衣服,则表示安全,可以进来。如我取下这件衣服或穿在身上,则表示有危险。1929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又派我到位于新加坡的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做文书工作。组织上为我购买了船票,规定了接头暗号,我便辞别了祖国,只身一人前往南洋。经过7天7夜峰谷浪尖的颠簸,我终于到达南洋。但是,我在码头却没有见到前来接我的同志。当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人时,南洋海关一位官员问我:“小姑娘,从中国到这儿来,怎么既没有家人陪伴又没有亲友迎接?我怀疑你是被坏人拐卖的!为了你的安全起见,我决定马上安排你上船,回到中国去。”尽管我当时心情非常着急,但我克制住自己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我平静地说:“谢谢您们好意,可是,您不能氢我送回中国,我是来南洋寻找我打工的哥哥”。“那么,你的哥哥在哪儿呢?”“也许,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他会来接我的,我也一定要找到他。否则,我远在中国的父母会着急的!”那位海关官员看到我这么镇定自若,就作了让步:“好吧,我给你一天时间。如果到了明天这个时候,还没有人来接你,我就要送你回中国。”我被海关善意扣留的消息传出后,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的同志们连忙请当地一位有名望的人物出面周旋,把我接走了。一开始,我在临委机关印刷厂工作,负责油印革命宣传品。3个月后,我调到临委秘书处,做秘书、文书工作,主要是保护领导同志的安全和保管文件,用密码抄写文件,遇到紧急情况时就销毁。将近3年,我负责的工作从未出过闪失。在南洋的3年,生活非常困难,因为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异常拮据。有一次,机关的同志们手中一分钱也没有了,一连四天仅靠喝水维持生命。大学生大李,饿得晕倒了。有一个叫阿富的小伙子,跑到一家商店,磨破嘴皮子,向人家赊了两角钱的咖啡和花生米。大家每人只吃到几粒花生米,才坚持下来。1930年,我和临委机关几个同志被当地警察抓起来,被投入了拘留所,后因没有抓到证据,关了两天后就将我们释放了。1930年春天,共产国际东方局派胡志明同志化名老李来到新加坡,成立安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后又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受党组织委派,转到马共中央秘书处做秘书工作。当时适逢帝国主义国家妄图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加强东南亚各国的革命斗争。1932年2月,我接到上级指示,撤回国内工作。从1932年2月至1934年6月,我先后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做文书、秘书工作。当时我已经19岁,已长成一个大姑娘,几年的秘密工作使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组织上根据我的特点,决定让我化装成一位海外教授的夫人,将“我们”的家做为市委领导开会的地点。怎样做好这个工作呢?我进行了认真地思考。既然是“教授夫人”,给外界的印象绝不能太寒酸。但组织上交给我每月的活动经费只有8元钱,是无法购买高档服装和鞋帽的。于是我就自己动手设计自己。我买来一些低廉的布料,自己动手做出一件件旗袍、西装、布拉吉,穿上后也显得很体面。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我们”的家也经常更换。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尽快摸清周围情况,除了与普通百姓们搞好关系外,有时也结交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以备关键时使用。在厦门中心市委工作时,“我们”的家设在风景如画的鼓浪屿上外国租界一座二层公寓内。我了解到我们对面一家是一个警察局的小头目。于是我就主动和他的夫人——一个年轻的带着小孩的太太结识。有一次,一群警察突然包围了我们住的这座公寓。我马上将摆在窗台作信号的一盘花搬走,又把文件撕碎,放到热水里泡软,然后捞出来吞进肚子里。做完这些,我就跑到门口大声呼喊那位警察太太”,她马上就叫来她的警察丈夫,帮我解了围。做党的地下工作者,虽然远离硝烟迷漫的战场,但同样充满着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可以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稍有闪失,便会搭上自家性命,甚至给地下工作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在工作中我始终处于高度警惕状态,只有预感到危险,马上就采取行动,立即通知同志们转移和处理掉文件。那时的文件,全是用毛笔沾着米汤书写在信中的背面,用碘酒加水便可显示出字迹。我在保管文件中,领导阅完的文件,我立即销毁,有些文件领导尚未阅时,遇到发生危险,我就将文件撕碎,用热水泡后吞下肚里。因为我认为这样做不给敌人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但多次吞咽,使我落下了胃疼的病根。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7月,党组织派我到中央苏区工作,我随秘密交通进入江西瑞金,被分配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担任机要员。10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苏区红色医院参加体验。原来,党中央要进行战略转移,要率领中央红军进行长征,为了做好征途的准备,上级决定严格选拔一批女同志组成强有力的宣传工作队伍。挑选参加战略转移的女战士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会走路,吃得苦、耐得劳。当时,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女同志大多都符合前两个条件,政审是没有问题的,但身体好不好,自己说了不算,得由医生下结论。“检查身体”这四个字可不象现在听起来这么习以为常,那时候的女同志大多才十八、九岁,许多都是从农村上来的,不少人还没吃过一片药,对医院很陌生,对那部笨重的X光机更感到神秘。让医生这里摸那里听,对看X光机照心照肺,她们想想就感到别扭。她们对X光机也不信任,万一好好的身体被它照出点毛病,被从队伍里刷下去,多冤哪!最难堪的是:听说过要脱掉衣服检查,她们虽然是从剪头发、放脚过来的“解放妇女”,可思想还没有解放到可以大大方方迈进医院门槛的程度。她们不怕苦、不怕死,但是怕羞。真是的,好端端的一个人,能吃能睡,会跑会跳,还查个什么?可是不查就过不了关,当红军毕竟诱惑力太大了,这些妇女同志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硬着头皮进了医院。检查完毕,她们心情忐忑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等待看医生的判决。但判决竟是那样的无情,一百多位参加检查的女同志竞被刷掉了一大半,只有二十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大姐,只有三十个女同志被批准参加长征。她们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李坚真、刘英、贺子珍、刘群先、金维映(阿金)、钱希钧、李伯钊、邓六金、危拱之、危秀英、李桂英、吴富莲、王泉媛、刘彩香、周越华、丘一涵、吴仲廉、阚士英(甘棠)、陈慧清、谢飞(阿香)、曾玉、廖似光、肖月华、钟月林、谢小梅、杨厚珍、李建华。被刷的有的是有病,有的是因为怀孕,有的是因为小脚,有的体重差几斤。董必武同志当时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下来了,据说是因为体重差几斤。合格的喜气洋洋,高兴地合不拢嘴。不合格的眼泪汪汪,哭呀,闹呀,但是感动不了医生这个“上帝”的铁石心肠。条件是不能宽容们,她们被无情地从长征队伍中“刷”下来了。中央红军离开了瑞金,心情是沉重的。告别了中央苏区的父老乡亲,我们踏上了北上的征程。我们这些女红军,身着黑色的列宁装,戴着八角帽,背着约15斤重的背包,跟着大部队上路了。刚出发时,我们的步伐就很不轻松,因为这些女同志多数没有走过远路,其中又有几双“解放脚”(缠足之后放开的),根本不具备走远路的条件,刚出发几天,不争气的脚老闹别扭。从天亮走到天黑,一双脚象灌了铅一样,沉沉欲坠,粗硬肿胀,举步维艰。晚上要是不用热水泡泡,第二天就迈不开腿。许多人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只想坐下歇口气,可一歇气就跟不上大队,因此受到责难。但是我们没有泄气,咬着牙互相鼓励着走,要与男同志为榜样。果然,走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我们的脚不仅适应了行军的节奏,能够步履裕如,而且还能边走边工作。我们当时的身份是“工作队员”或“政治战士”。我们的工作是“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部队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上去了,粮食藏起来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但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寻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精疲力尽领着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一年下来多走的路就相当可观了。此外,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因此,后来有人说我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长征的人”。我们这支人数不多的娘子军队伍在崎岖逶迄的山岭间前进。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因为当时对待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办法是每人给八块光洋,寄在老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刚出发时,男红军们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娘子军的,甚至把我们当成累赘。我们憋着劲和他们斗,要用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对我们的错误看法。当我们的双脚争气之后,我们的嘴巴便历害起来了,我们当中有几个历害的,有时还敢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吵嘴。因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党和军队领导同志的妻子,自己又有相当的光荣经历,不比谁矮半截,因此,对于军队中残存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轻视妇女的现象,便毫不客气地开起“炮”来。我们争吵的头一个导火索是粮食。当时规定,每天早上出发时,指战员要带够自己的口粮,或是米或是冷饭团,到了目的地伙在一起煮,吃大锅饭。枪支、弹药、行走,每人的负担都很重,有的男同志出发时便不带口粮,到了目的地揩别人的油,凑嘴份。女同志吃饭的速度和节奏当然不如男同志,肚子经常要委屈,吃不饱就走不动路。我们就不干了,吵起嘴来,告起状来,领导同志不得不对我们妥协,并让我们检查行军纪律,检查每个人出发前是否都带上了自己的米粮,没有带的就不给吃饭。女红军因生理需要有点特殊照顾,但当时没有。为了使这些女红军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中央红军一出了江西,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建立了一支特殊的妇女队,让我们自己照料自己,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博古的夫人刘群先当队长。这样一来,我们就有足够的能力照料自己,我们打土豪、筹粮款,除保证自己能吃饱肚子后,还能将多余的粮食支援大部队。但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小小的“女子团”难于独立存在,安全系数太少,妇女队才成立一个月,进入贵州地域时便解散了。总卫生部下属有一个干部休养连,都是一些老同志,如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除了蔡畅、康克清、刘英、危拱之、周越华、李建华外,其他24位女红军都曾编入过干部休养连的妇女班。四、与少奇同志结为夫妇在长征期间,我与刘少奇同志相识,因少奇同志的妻子何葆珍已被敌人杀害,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我们熟悉并相爱了。1935年10月19日,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和刘少奇同志结为夫妇。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推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央派我随同少奇同志前往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我的任务主要是保护少奇同志的安全。我们到达天津后,选择在租界内居住。因为国民党不能到外国租界内抓人,住在这里相对比较安全一些。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宜暴露行踪,更不能让外人辩认出来。秘书林枫熟悉当地情况,他辅助少奇做联络工作。我一面掩护少奇的各项活动,一面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每次外出,我都十分警觉地观察四周情况,故意绕道行走,以防被敌人盯稍。对前来串门的邻居,我都想方设法不让他们与少奇同志见面。当时,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平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刘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先后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文章,阐明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并通过党内教育和宣传工作,切实纠正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北方局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等地若干党的组织,并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设法从北平的国民党监狱中,将长期坚持斗争的一大批共产党员营救出狱。这些被营救出狱的干部,绝大多数后来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1938年10月,中共北方局决定派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胡均、周仲英等同组成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同志担任书记,到太原做公开、合法的工作。随后,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接办了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发展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入会,使山西的抗日救国运动很快活跃起来。刘少奇同志领导的北方局的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地区的影响,在干部和群众条件等方面为后来华北的抗日战争作了基础准备。1937年5月到6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延安召开了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200多人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在全国代表会议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博古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作了专题发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党中央紧接着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和策略。由于当时党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在讨论刘少奇报告时,还不能摆脱以住那种“左”的思想的影响,以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6月5日,党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些问题。6月6日,张闻天在总结报告中按中央的精神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并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随少奇同志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周恩来、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就有关方面的工作作了报告,王明也作了工作报告和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围绕总结抗战15个月的经验作了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为书记)。会议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1939年1月,刘少奇奉中共中央命令,从延安南下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工作。4月,我从延安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了新四军,在少奇和叶挺同志身边工作。1940年,有一次我坐小船渡过长江去执行任务,到了苏南地区。后由于敌人扫荡,交通断绝,我被滚滚长江阻隔,无法返回,便失去了与刘少奇的联系,自此分手。五、在苏南工作1940年,我在苏南担任中共余上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因为营长患病,这支部队实际上是由我指挥。在短短的一年里,我们这支600人的队伍,先后与日寇和伪军战斗二十多次,以简陋的武器打击敌人,最多的一次歼敌300余人。开始汪伪军和日寇轻视这支由妇女挂帅的地方武装,曾狂妄地写信威吓我:谢飞你必死,过来吧!我立即回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表示了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我率领战士们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以少制多,避实就虚,半夜出动,打了就跑,搅得敌人不得安宁。1945年5月,敌人欺我方兵力少,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消灭了我们,他们出动了三个连的兵力向我们部队驻防的村庄扑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同志们商量,制定了放敌人进村,再四面包围歼灭的战术。一交火,敌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状态。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带领战士们从房顶、从窗口、从墙头等隐蔽点向敌人开火,打得他们乱了阵脚,仓惶向江边逃去,我带部队出击,抓获了一百多个俘虏。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领导的这支独立营编入新四军浙东纵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我则留在华东局,担任华东局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六、工作在政法战线1949年4月,我被调到北京,在华北革命大学三部任副主任。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办,我被调去担任专修部主任。为了尽快地适应大学的工作,1952年9月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主攻法理和宪法,我还选修了国际法、语言学等课。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1956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生专业毕业。1957年1月,我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彭真同志为校长。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是为新中国公、检、法、司培养各类人才。我负责教学工作,写讲稿,编教材,亲自授课。“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我正常的工作,因为当过刘少奇的妻子,我首当其冲,在劫难逃。1968年3月的一天深夜,一辆警车秘密开到我的家门口,几个军人闯进我的卧室,把我强行押上警车,关进了监狱。原来,“刘少奇问题专案组”为了罗织刘少奇的“罪状”,想让我“证实”刘少奇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期间“曾被国民党逮捕并写了自首变节书”。我与刘少奇同志在一块儿生活了近6年,尤其了解他在北方局工作这段情况,我实事求是地讲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并义正辞严的说:“刘少奇在北方局没有被捕过,更没有叛变革命!”坚决拒绝为他们提供假材料。这班人就采用法西斯手段折磨我。他们采用车轮战术审讯我,不让吃饭,不让睡觉,甚至连厕所也不让去,一审就是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审问前后达二百多次,但我始终坚持我的意见。“文革”中的监狱简直是一座魔窟,冬天房内无暖气也无炉火,只给一条破被和一条破毯子。夜里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得我难以入眠。一天两餐,只给两个小窝头,根本吃不饱,非人的待遇折磨得我瘦得皮包骨头。后来,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四人帮”的爪牙才不得不释放了我,1973年国庆节前回到了家。我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不到六年时间,却因此坐了六年监狱。但出狱后不久,我又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我恢复了工作,担任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1978年被选为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后又被选为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1983年被选为全国第六届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回首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难以言表。战争年代,海南岛的国民党反动派要斩尽杀绝我全家,连小孩子也不放过。我的父母、姑姑、三个哥哥、两个嫂子、三个侄子侄女,一家老少三代共11口人,为革命捐躯了。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嫂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长征开始有三十万红军战友,到延安后只剩下三万余人。我们参加长征的三十位红军姐妹如今剩下的也只有几个人了,闲暇之际,我经常在思念着她们。中国的革命是来之不易的,是千百万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我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带领全国人民奔向幸福的康庄大道,我也要尽我的有生之年,争取为党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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